針對前陸委會副主委張顯耀被政府指控涉嫌洩密一事，台大國家發展研究所所長陳明通受訪指出，要杜絕「洩密」或「資訊外洩」事件的發生，政府必須重建談判團隊的管理制度，包括：對人方面，應該建立一套涉及談判人員的忠貞調查制度，以及談判期間的行為規範；對事方面，應該建立一套談判資訊取得及監督機制。若要恢復人民信心，最直接的辦法是重組談判團隊。
問：您曾任陸委會副主委、主委，也曾參與過與中國的協商，您會以何種角度看待張顯耀事件？
陳明通：坦白講，我到現在還搞不清楚「張顯耀事件」的真相。好吧！就以陸委會、總統府等官方所定調的「洩密案」來論斷吧！這是一件非常嚴重的事。首席談判代表「資訊外洩」給談判的對方，特別是仍不願意放棄以武力統一台灣的中共政權，如果屬實，這跟「通敵」何異？所以我的心情是相當地沉重，對於曾經待過五年多的地方，我寧可相信這不是真的，這件事對陸委會整體士氣的打擊實在太大了，想起昔日相處的好同事們，看到媒體整天鋪天蓋地的批評陸委會，實在於心不忍。
國家領導者 要有識人之明
問：談判代表在第一線的磋商，為了達成任務而與談判對象的互動，在增進互信與國家忠誠之間，應當如何拿捏？
陳：談判有許多的技巧，談判一開始就告訴對方我方的底線，也是談判技巧之一。例如北京一直希望跟台灣進行政治談判，底線就是統一，在統一的大前提下，台灣的政治地位要如何安排，一切都是好說。這項底線他們老早就告訴我們了，這是陽謀，不是陰謀。所以說談判一開始就告訴對方我方的底線，並不是不可以的事，不過這必須談判團隊整體評估過，同時獲得授權的單位同意才可以這樣做，否則就是「洩密」，就是「資訊外洩」。如果有「洩密」的首席談判代表，台灣還需要什麼敵人？國人又如何相信整個談判團隊？
談判從某個角度來看，是與對手共同做的決策，首要目標當然要達成意見的一致，也就是在取捨之間，最後達成共識，通常是「雖不滿意，但勉強可以接受」。為了達成談判共識，其實最重要的是先評估自己的處境（包括談判目標、依目標設定的談判議題、各議題的認知價值以及談判方案等等），再評估對方的處境，然後找出雙方談判可能創造的價值（包括我方想從對方得到什麼，對方想從我方得到什麼等等），以及可以協議的空間。這是談判的ＳＯＰ（標準作業程序），只要把這些事先的準備工作做好，與對方的互動就不困難，如果對方真的有誠意要談判的話，而不是把談判當成一種工具，像過去國共內戰時，所謂「邊打邊談」。
至於跟對方套交情、頻頻互動，想藉此來增加互信，不僅不切實際，且很容易掉入對方的陷阱，而無法自拔。因為北京最擅長透過餐敘、私下溝通的方式，使盡善意與客氣，使我方談判人員失去警惕，再加上「個人英雄主義」作祟，或「追尋歷史地位」的大頭病心態，往往會合理化這些行為，卻被對方摸清楚了底細還不自知。
談判代表 應設忠貞調查制度
問：對於類似事件，國安會或陸委會事前如何防範？事發如何處置？事後又該如何補救？
陳：「張顯耀事件」真的還是陸委會的第一次，以前從來沒想過會發生這樣的事。現在發生了，妳問事前要如何防範？我想最重要的是領導者要有識人之明，要能找到一個可以信任的人。雖然這樣的回答有點抽象，但這不是最重要的嗎？人心是活的，制度是死的，再大的防弊措施，如果人心不正直，一切都枉然。
當然，領導者如果沒有識人之明，所託非人，只好退而求其次，對獲授權談判者建立一套忠貞調查制度，對談判從開始到結束都要有一套完整的監督機制。此外，談判本質上是一種高度動態的行為，戰略目標必須明確，戰略方向必須清晰；但是戰術必須保持靈活、彈性、以因應瞬息萬變的情境。因此，必須設立談判指揮系統，以隨時監控談判的進行，並做好必要的戰術調整。一個好的指揮系統及決策程序，或許可以降低談判代理人的道德風險行為。
如果談判過程中發生「資訊外洩事件」，處置作為可以分三個層面來談，首先是政府形象管理，政府必須展現負責任的態度，保持隨時對外說明，給國人一個清楚的交代，主要的內容包括事情的始末、損害的管控、過去的談判結果要如何處置，以及談判是否繼續進行。當然事件發生之初，許多真相未明，有待進一步的釐清，不太可能一下子就講清楚，此時形象管理的重點在於政府處理此一事件的態度，要讓人民感受到政府的誠意與負責任態度，而不是諉過塞責，虛應故事。
其次是法律責任，我們是一個法治的國家，法律責任的釐清與追究有一定的管轄單位與「正當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應該按照制度一步一步來，切忌機關之間傾軋、或挾怨報復打擊異己。
第三是政治責任，我們是一個民主國家，政務官推動政務出了問題，無論是行政團隊的紀律問題，或政策的規劃與執行問題，都必須全權負起政治責任，這是天經地義的事。
談判資訊 監督機制有效管理
至於事後又該如何補救？首先當然是重建一套對談判團隊的管理制度，杜絕「洩密」或「資訊外洩」事件的再度發生。這包括對人及對事兩個層面，對人方面，應該建立一套涉及談判人員的忠貞調查制度，以及談判期間的行為規範；對事方面，應該建立一套談判資訊取得及監督機制。誰有權接觸或取得那一個層級的資訊，什麼時候接觸過，都必須留下紀錄，才能進行有效管理。
其次是修補政府的形象，重建人民對政府、對所授權談判團隊的信心。最直接的辦法是重組談判團隊，讓人民有耳目一新的感覺。
第三是重建與談判對方的關係。談判從某個角度來看，是與對手共同做決策，但是談判的一方竊取我方談判情資，無論是我方人員違反禁令主動提供或對方買通我方人員，對雙方的互信都是很大的傷害。除非能夠有效地重建彼此的談判關係，否則往後很難再一起共同決策，也就是繼續談判下去。
問：這次事件在查辦過程，也引發中共政權究竟是不是外患的法律歧見，但國家利益的確保不應出現「不管」地帶，您的意見是？
陳：此番調查局國安處攜帶張顯耀涉及國安洩密相關資料至高檢署，報請該署希望以「外患罪」指揮偵辦，高檢署以資料不完備尚待補充而未受理。一時之間，引發激烈討論：中共政權是否為「外國政府」？張案可否以「外患罪」偵辦？在我們這個國家認同嚴重分歧的社會，這種討論是沒有結果的。目前主政的馬政府，不認為「中國」是外國，中共政權不是「外國政府」，所以不太可能以「外患罪」來辦理，但是也不可能因此而不辦理，也就是妳所講的，國家利益不應出現「不管」地帶。
如果張顯耀確實有「資訊外洩」給談判對手，這不是一般的洩密，這是「通敵」，是嚴重的國安洩密，不能以一般的洩密罪輕輕放過，應該從重量刑，否則無法整治官箴，重建政府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