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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劍集》讓經濟多一點哲學味

自由時報/ 2014.07.07 00:00
◎歐陽書劍

當然還是談經濟。服貿協議還在立法院,但不僅兩岸官方壓力甚急,旁另佐有敲鑼打鼓眾聲喧譁,只是我們可以看到的論述,多是要藉以達成某一終極目標,但設定目標所根據的理由,至今一樣盡付闕如。

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Fed)前主席柏南克(Ben Bernanke)除了慣常和外界溝通貨幣政策外,有時也會散發一些哲學味,除了曾經大談快樂經濟學外,在二○一二年八月,就經濟數據的衡量發表演說時,特別強調教科書中的經濟雖是研究稀有資源的分配,是研究「是什麼」(what),而不是「為什麼」(why)的學問;但經濟的終極目標是了解及增進福祉。

柏南克希望藉由強化個人資料的衡量及更直接測量經濟福祉,以解決過於重視總體數據的缺陷。因為當經濟太過強調整體的數據,將只能獲得局部圖像,並忽略個人的困境,這在金融業的貪婪及不適當經濟決策中已留下遺害。去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席勒(Robert J. Shiller)也擔心這樣的情況,希望經濟學家能維持跨領域的知識、有更寬廣的胸襟,肩負起俗世哲學家的角色。

他們的擔心並不偶然,隨著科學方法與技術在廿世紀突飛猛進,經濟學也往科學靠攏,形成主流的發展方向,而提供的政策方向,經常是如何達成高成長、低通膨的經濟目標,但一直有經濟學家希望回歸哲學的關注,藉由加入哲學味,脫離匠氣,至少就不止於探討「是什麼」,而能想想「為什麼」了。

因為大部分的經濟政策都有利於某些人,卻不利於另一群人,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曼昆(Gregory Mankiw)也認為在建造一個更美好的社會,稱職的經濟學家在提供政策建議時,經常是扮演哲學家的角色。譬如調高最低工資,可以幫助工資低於最低工資的勞工,但勢必使某些企業獲利減少、某些消費者付出較多,或是某些工人因而失業,因此要有哲學信仰的決策選擇。

曼昆認為,在思考利弊得失時,應考慮各方的處境。效用學派經濟學家利用社會福利函數,以求得社會福利最大的方法,廣為決策參考,如果某政策的施行,會使某甲失去的效用,少於某乙獲得的效用,也就是總體而言效用增加,對效用學派就是好的政策。

但曼昆舉了一個例子,有四個將死的病人等待不同的器官移植,若剛好走進來一個健康的病人,醫生應該犧牲那個病人,拯救其餘四個人嗎?答案很明顯,有時候,尊重與生俱來的個人權利,超越整體的福利。

因為個人的滿足感很難比較,經濟又太過複雜,所以曼昆提醒,經濟學家提出政策建議的原則,應該是如希臘醫學之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的名言「無害為上」(First, do no harm.),當政策太過複雜、難以評估時,應抱著懷疑的態度。

服貿協議還在立法院,馬英九總統一再強調「利大於弊」,大陸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大陸海協會長陳德銘等對台人員也壓迫甚急,但是不僅經濟上的利弊得失說不清楚,更未兼及社會等其餘各方面的影響,當然,更無法說出為什麼的理由了。

席勒、曼昆等人的呼籲,雖然是針對經濟學家,更是對高層財經官員的提醒,決策時,至少不要造成傷害,且「判斷時必須謹記在心,這些判斷所根據的是遠非完美的預測」;而對於未知結果的政策,民眾當然有權利提出「為什麼」的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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