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若兩人，已不足以形容馬英九「中國立場」在選前選後的自我顛覆。低調閃避六四事件週年，馬英九的戒慎恐懼與自我設限，越來越像港澳特首。
政治人物說一套、做一套的惡劣典型，馬英九面對六四事件就是一例。不只如此，當上總統以前，馬也利用達賴喇嘛，虛偽地墊高自己熱愛自由、人權的高度；二○○八年十二月，總統才當了幾個月，馬竟以「時機不宜」拒絕達賴訪台。
隔年台灣遭逢八八風災，民進黨邀請達賴訪台，當時的國民黨，咬牙切齒地痛批為「政治珍珠港事件」。同一年，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主席熱比婭有意訪台，當時內政部長江宜樺竟以「與恐怖組織關係密切」為由拒絕其入境。
馬英九上台後，國共開始搞「一家親」。結果，馬口口聲聲宣揚台灣的自由、民主、人權，不但進不了中國，反而，中國打壓異己、迫害人權惡習，馬政府都照單全收，徹底貫徹執行。
選前選後立場丕變，原因很簡單，一是「有求於」中國，期待中國讓利救經濟。那時，為了洽簽ＥＣＦＡ，馬英九那年的六四週年，還盛讚中國的人權進步，至今依然是笑柄。
另一原因就是「大中國意識形態」作祟。太多平時把自由、人權琅琅上口的人，自願臣服在大中國民族主義之下，嚮往中國走向強盛，絕口不提六四。馬政府與國民黨這些年對六四消極冷淡，與民運人士保持距離，因為他們心中有「更高的價值」。
台灣不是中國一部分，馬政府卻處處仰中國鼻息，小心翼翼怕觸怒中國，舉措無一不像是港澳特首，自我降格的難堪，莫此為甚。若非「太陽花學運」阻擋了一意孤行的蠻橫，馬英九如今還在編織一廂情願的「中國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