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越黑，越要尋找光明；路越長，越要奮勇前行！」中國民運領袖王丹在「六四」事件廿五週年前夕，接受本報專訪時說，回首來時路，就算坐過苦牢、流亡海外，他也無怨無悔。
他批評，中國領導人習近平的反貪腐完全是作秀，強硬的外交路線，也是走在錯誤的道路上；至於台灣的太陽花學運，除衝擊兩岸關係，所展現出強大的公民力量，將讓台灣的民主化發展，走出另外一條路，他認為，林飛帆、陳為廷等學運領袖，是最愛台灣的人！
六四未平反 批習擴大威權
問：六四將屆滿廿五週年，此刻是什麼樣的心情？對中國民主化的期許及努力的目標？
王丹答：回首廿五年，心情沉重，畢竟六四未獲平反、沒有得到歷史的公正評價，中國民主化看來遙遙無望，且那場運動，有許多同學犧牲，是心中最大的遺憾；回顧我走過的路，也無怨無悔，雖沒有做成什麼，但我一直堅持、努力在做。我認為年輕人的理想及熱情，是社會寶貴的資產，如何傳承下一代，影響更多年輕人，去推動國家社會的進步，是我能做、最重要的事情！作為六四的一個當事人，我覺得我的特殊歷史使命，就是要做見證，把這段歷史真相傳承下去。
「民主，或者滅亡」，這是我在接受ＣＮＮ訪問時對北京說的話。我期盼中國的民主化能早日到來，但這不僅是共產黨的問題，期望中國人有更多的覺醒來追求民主，用新的制度去重建中國的政治和生活秩序。
問：中國領導人習近平上台後，展開所謂的反貪腐開鍘，實際目標為何？
王：習近平的反貪腐當然是假的！他上台後，擺出一副大刀闊斧懲治腐敗的樣子，完全是作秀！口中雖喊反貪腐，但對他家族的種種問題卻避而不談，反貪腐顯然是有選擇目標的，且針對的是腐敗行為，並非腐敗制度，要解決腐敗問題，制度更重要，只針對行為去糾正，不許大吃大喝，並不能解決腐敗問題，解決腐敗問題唯一的方法，就是民主化，但習近平不願做這件事，反貪腐當然就是假的。他的反貪腐，是在政治上打擊敵人，樹立權威的一種手法，目標不是貪腐，而是權力。
問：習近平在對外關係方面，採取較前任胡錦濤更為攻擊性的策略，並挑戰美國重返亞洲戰略，你的看法？
王：習近平外交態勢明顯採取比較強硬的路線，習本人有某種程度的毛澤東情結，他無論是語言的使用，還是政策的提出，都具有鮮明的毛式色彩，他希望扮演民族主義領袖的角色。太子黨出身的他，使他在做決策時不拘小節、或用很直接方式，去處理很敏感的外交問題。
國際外交情勢非常複雜，習近平如果用簡單的衝撞方式去處理，並不能達到他的目的，相反地會給他帶來更多的麻煩，我認為他是走在一條錯誤道路上。
肯定太陽花 深化台灣民主
問：帆、廷等太陽花學運領袖都是你的學生，對他們的表現有何感觸？對年輕學子參與公民運動的建議？
王：「自己曾經用行動寫下一段歷史，現在又看著自己的學生，用行動書寫另一段歷史，還有什麼比這個更令人欣慰的呢？」林飛帆或陳為廷都是很優秀的學生，也是非常熱情的人，台灣在發展過程中遇到一些艱難的問題，需要更多的年輕人來關心及參與。無論他們的作為，是否能讓人百分之百滿意，但看到學生能夠關心社會，做老師的感到非常驕傲！帆、廷所有的舉動及行為都是源自對台灣這塊土地的愛，他們願意投入這麼多時間和精力來關心及參與社會，並承受沉重的壓力，在我看來，帆、廷才是最愛台灣的人！
太陽花學運對台灣影響非常深遠，第一個意義在於對「台灣民主的深化」，此次學運因對台灣代議制度的不滿，所展現出強大的公民力量，讓台灣民主化的發展，走出另外一條路，未來台灣會用更多的公民力量，來矯正原有民主制度的不足；第二是「衝擊兩岸關係」，太陽花所展現的訴求、立場及態度，都是中國從沒有見識到的「極大意外」，也會影響中國共產黨思考及改變對台灣的政策。
太陽花學運不只衝擊兩岸，香港也很關心，學運發生時，香港的學聯及議員紛紛跑到台灣來聲援，面對中國因素的影響，台港之間相互了解及聲援，變得愈來愈重要，台港兩邊公民社會聯繫會比過去更緊密。
澳門反貪官 公民運動跨海互援
日前澳門反對惡法的兩萬人大遊行示威取得成功，領導者之一蘇嘉豪是台大政治系的澳生。蘇嘉豪大一時，我就認識他了，我到台灣教書後開始推動「六四」晚會，第一次晚會的組織者就有他和陳為廷等。從這段淵源來看，跨海峽公民社會和青年世代的相互連接和互為奧援，已經隱然成形。面對共同的敵人—中共，唯有縱橫聯合，號角呼應，集結最大的力量，方能與之奮力一搏，並取得最後的勝利！
問：馬英九總統寄望於兩岸的突破，解決國內民意低迷的政治困局，你認為中國會如何評估剩下兩年不到的馬政權，及調整對台工作？
王：中國國台辦的態度已經很清楚了，也決心做一些調整，一再地說要去接觸台灣南部、中小企業，及青年學生。他們這些年來，完全沒有想到，台灣除了國民黨、民進黨之外，還會出現一個很大的政治力量：就是公民社會，以後中國對台部門會更加注意，將嘗試與台灣的公民社會做接觸。
至於馬總統的執政，從民調數字來看，馬總統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社會上有各式各樣的聲音，馬總統不斷對外強調說他有聽到人民的聲音，不過我不覺得他願意、認真傾聽不同的聲音，例如他在太陽花學運後召開與年輕學生的座談，但座談舉辦的形式及邀請的人，並沒有看到邀請學運幹部來參與座談會，感受不到他願意去聆聽不同聲音。
問：你在台灣教書待了五年，對台灣有何感想及建議？
王：台灣過去變化太快了，在變化過程中太集中於政治領域，似乎找不到一個清晰向前走的方向，內部也沒有取得太多共識的基礎，接下來台灣應該要面對比民主化更深入的東西，包括啟蒙及思想觀念的改變、價值觀的建立等文化層面的建設。
像中國給很高的薪水，吸引很多台灣人過去；同樣的，中國也提供很高的薪水給歐美，我並沒有看到歐美人士對去中國工作趨之若鶩。這背後代表著一種社會的價值觀，到底什麼是最重要的？是有自由、尊嚴的活著重要呢，還是有更多的錢重要？這對台灣社會來說，是很嚴峻的考驗，面對中國強大經濟體的磁吸力量，你更在乎的是什麼？如果你在乎的是錢，就會往中國靠過去，如果你更在乎的是自己的主體性，就沒有必要靠過去！
不過，太陽花學運後，台灣明顯出現世代的改變，新的世代關心公共事務，不會再對現實和政治冷漠了，從這個角度想，台灣還是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