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藝術介入社會

身為政治人物的王鐘銘，長期關心環保議題，深入觀察與剖析社會議題與藝術之間的呼應和聯結。隨著越來越多的藝術家將時事和社會議題作為創作題材，王鐘銘分析這是「議題親近性」。共有的社會經驗和記憶，帶領閱聽人進入藝術家的作品中，越是親近議題，越容易進入。 擁有同志身分的王鐘銘亦呼應，同志藝術不只是做給同志看，更應該放到大市場，提升競爭力，回歸藝術家的本質。 成蹊 對於藝術作品與時事結合的看法？ 這些年來，我們看樂生事件、國光石化，尤其是迫遷的議題，像土地徵收或華光社區違建拆除事情，主題一定會牽扯到具體改變，你會看得到有一個人他要離開他本來住的地方，或有一個人他直接受到傷害。這樣的轉變就是我們看得到人、看得到一個『具體』的事件。當然藝術家也會看到事情的變化，可能是以不同的角度。但是因為我們同時經歷了整件事情，藝術作品就會比較容易被社會理解。 我覺得議題的親近性，使得我們很容易對於作品的背景感同身受，就算不熟悉藝術的形式，也都能進入藝術作品，原因是因為我們跟藝術家有一個很親密的共享的經驗。 經驗來自我們都是當事人並且跟藝術家一起經歷事件。比方說大埔事件，在事情發生的這幾年，大家都很擔憂。直到房子真的被拆掉，甚至張藥房的張大哥過世…這都是社會大眾與藝術家一起經歷的事情，所以我們跟藝術家會有很親密的共享經驗，所以就算藝術家用對台灣人而言是陌生的藝術形式來創作，像是蕭紫菡的舞蹈劇場運用大埔議題的作品就很容易被看懂，也許平常沒有固定欣賞舞蹈創作的人，也會非常喜歡作品。 成蹊 所以你認為「議題親近性」對藝術創作很重要？ 我認為以社會議題為主題的藝術創作，真的會很依賴議題的親近性及普及程度。比方說暖化議題，大部分台灣人因為教育背景理解地球暖化議題的嚴重性，所以再融入作品背景不會有太大的困難。可是真的要有感受的話，只有議題的普及性是不夠的，它必須要有議題的親近性，它必須要有共享的生活經驗或者記憶。越是親近的議題，我們越有共享的經驗，越容易進入藝術呈現當中。暖化是一個很熱門，但不親近的議題，知道暖化的人非常多，但清楚暖化後果的人可能就相對少數。如果我們今天是太平洋小島的島國居民，我們就會很強烈的感受，因為受到暖化影響，島會越來越小，然後就沒有家了。對台灣來說，暖化議題非常遙遠，不管是海平面上升、浮冰、或在北極的氣候，跟台灣生活經驗都沒有太大的關係，所以我認為台灣觀眾可能不容易有共同經驗，也就是沒有親近性。 另外一個熱門但具有議題親近性的例子就是反核。在去年，一個服裝設計師，他就用核能、核災概念創作衣服，找自願的模特兒穿戴展示，在遊行隊伍經過西門町的時候，就會看到有人穿著新奇的衣服，就像是核災後，人們那種因為輻射而改變的樣子。自然而然，在這樣的共同記憶下，大眾就能在核災的共同記憶有更深一層的感受，對藝術作品有更深的認同。 成蹊 如果議題需要比較多的瞭解或參與感，反核是大家可以參與的，但若是性別議題，也就是如果一個藝術家用性別議題當作一個作品，你認為只有同志可以瞭解嗎？ 我舉一個例子，最近白先勇的《孽子》被改編成一齣戲，但在藝術界受到的評論卻不如預期中的好。某部分的朋友還是在看的當下哭得唏哩嘩拉，但某些在藝術界工作的朋友們反應卻比想像中冷淡。有些人提到，社會對於某些特定題材的接受度普遍較通俗議題來的高，只要你的題材跟我的經歷有共同記憶，即使你在藝術呈現上有技術性的瑕疵，我都願意接受你。這樣的情況到底是我們缺乏了鑒別能力，還是其實我們就只是重視故事呢？ 我的觀察是台灣人的確是重故事內容大於說故事的方式。當然有可能是在藝術教育上，我們還沒有到達藝術欣賞的專業層級。另外一個可能是，我們台灣人真的很愛故事的本身，勝於你怎麼說故事。我不能評論這件事情的好或壞，但至少在這段期間，依據我的經驗來說-的確我們比較在乎故事。 台灣在資訊的傳遞上經常透過「懶人包」的方式進行-就是在最短的時間用最簡單的方式告訴你事件內容。有很多細節一定沒有辦法仔細地傳達給你。或者是某些一定要用聽覺或者視覺才能確實描述的事情，我用簡單的描述或者其他方法讓你了解發生的的細節。對台灣人來說，在做任何事情之前，如果不知道故事大綱，就不知道怎麼開始關心這件事情。其實很多藝術是沒有故事性的，在這樣的情況下，台灣社會要從何下手呢？就我的觀察來看，台灣目前對於沒有故事性的藝術作品接受度仍偏低。這也是為什麼我認為，社會議題本身以及藝術，讓社會大眾在議題及藝術的親近性變得更為重要。 成蹊 你會不會覺得對同志族群是最需要被注重的？因為就是對性別來說，部分主流社會尚未注意到這個議題。以這樣的關係為前提，同志族群需要支持同志藝術家嗎？要怎麼支持他們？ 在一個偏見還存在的年代，我們的支持可以是他對抗偏見的資源，但是有時候反而會變成另外一種偏見的壓力-迎合它的必要性。我認為這個社會上，很多職業都有一個不得不政治正確的責任。像政治人物，我們其實沒有多大的權利做政治不正確的事情。可是藝術家，他應該擁有一個特權，理論上他應該被赦免於這個社會價值觀的審判，。這樣他的藝術才能沒有侷限，可是現實並不是這樣。所以如果現實中，有一個同志的藝術家，剛好又以同志議題作為創作背景，他在市場上也許就會碰到阻力，這時候同志族群不支持他。誰要支持他？ 『措施』是為了彌補社會既成偏見，但是有時候它會強化，甚至會惡化既存偏見，這是我們必須要注意的社會警訊。原則上，我覺得這樣的支持是有意義的，因為我們確實協助它對抗那個既成偏見，我們不能夠盲目的認為那個藝術家可以靠著自己去對抗市場的偏見，他當然應該要靠著自己去面對創作，可是講到市場的時候，你就不可能要求一個人用他唯一的力量去對抗整個市場。因為市場的偏見存在一天，族群就必須要用團結的力量補貼回去，這是俱有必要性的。 成蹊 面對台灣目前的情況，有各種背景或者訴求的文學獎辦立。增設同志文學獎以鼓勵同志族群，對於這樣的措施，你有什麼看法？ 在現行市場中，鼓勵同志族群的方式應該是提升藝術家在市場中的競爭力。編列同志作家的補助。不做題材的限制，在自我認同的背景下創作。我們必須幫助同志文學進入更大的市場，同志藝術不該只以同志作為觀眾，而是讓更多人成為同志文學的市場消費者。 我們有足夠的能力幫助同志藝術在市場上的推行，或許是利用實質的補貼增進他的競爭力。當然這樣的做法跟前面提到的一樣，是不可避免的雙面刃。但以大範圍的補助方式來說，我更支持的是藉由補貼提升競爭力，而非用我們的資源圈出一小塊市場。 成蹊 你認為藝術領域是否和經濟狀況有關係？不管政府友善與否，在社會上仍不太能接受太前衛議題，這樣的狀況是不是與前面提到的『市場』以及『補助』有關？ 我認為是藝術家本身的問題，進步性跟前瞻性取決於藝術家願意把自己的生命搞到多麼不可思議的程度。想像力的實踐並非台灣藝術家的強項。以致於鮮少在台灣看見引導時代的創見。但台灣藝術家是否能在在與大環境與時俱進而不被大時代的洪流兼併，就是台灣產業能支持下去的本事了。 創建的多與少，我認為關鍵是藝術跟生活互相依存的程度。台灣在藝術與生活的結合上，不應該用藝術沙漠來解釋這個問題，而是藝術普及性，生活跟藝術扣得太緊，最後變成相互依賴。引述我朋友所言，台灣的同志族群對同志的創作可以說是無條件的支持。 這樣的現象是源自於，我們對於藝術依存性太高了。因為對於這樣的市場有藝術需求，所以我們在消費的過程當中，漸漸失去了批判他的能力，或者是立場。 台灣的藝術逐漸與生活相互依存，在這樣密不可分的關係裡，人們已經習慣了，甚至仰賴。我們不可能去剝奪人們的這種習慣。藝術的普遍性同時變成了我們的阻礙-大大減少了提升的可能性。政府責無旁貸的提供了人民藝術性的精神需求，在這樣的供需情況當中，政府所能提供的藝術厚度也就日漸單薄。從國慶煙火到大型演唱會等活動舉辦，這樣的事實告訴了我們一件事-台灣的人民是多麼需要活在文化當中。我們把這樣的社會現象回歸到社會議題或是社會運動，我們在議題操作上就一定會有藝術參與。歸因於台灣人對於藝術有太大的社會依存以及精神需求，同時藝術性的活動有更好的好招力。 成蹊 就你的立場而言，一個藝術家之於社會的存在，社會大眾有知道他身份的必要嗎？一個藝術家，我們看到了他的戲劇，他的作品，知道這個人是同志也是重要的嗎？ 不只藝術家，各行各業的人都要出櫃。出櫃對於我來說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希望透過我自己的例子告訴年輕人，政治是你可以選擇的一條路。你不需要因為你的性別身份，就覺得你只能被困在某一個領域。 出櫃與否不影響我的能力，可是我出櫃之後，影響的是別人對我的期待。倒過來說，那也不是壞事。但需要考慮的可能不是所謂的公眾壓力，或者是出櫃的後果，反而是出櫃會不會對我的創作產生干擾，我會不會被錯置於不應該的期待當中，或者是觀眾先入為主的被我的身分干擾了，以致於他沒有辦法本質性的看到我的創作。台灣的藝術家有時候會遇到一些困境，例如參加的觀眾對於掌聲無限制地給予，這樣的回饋有時候對藝術家未必是件好事，他因此失去了檢視自己創作本質的機會。 出櫃本身是一個藝術家的社會責任，但不要因為這個責任的存在，就忘了藝術家最重要的工作是創作，社會責任應該被排在後位。舉我自己的例子，我的本業是做環保的，所以我大部分的時間無可諱言都花在環境議題上，那也是我最熟悉且得心應手的事情。但是跳到性別議題的時候，好像有一點隔行如隔山，雖然我是同性戀，但是對我來說，性別議題反而不是我這麼得心應手的。但社會對你有太多期待，既然身為一個出櫃的政治人物，你就必須把你的政治議程最優先的放在性別議題上。我擅長的領域恰恰好就是環境，我的身分會逼我不得不回應那樣的要求，所以我必須要做更多性別相關議題，這並不是壞事，但創作的本質應為藝術家的首要之務。 看更多》》
《成蹊同志生活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