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青年的思想與行動狀況，從台灣批判性學術社群舉辦的各種研討會議中，可以觀察到一些有意思的現象。例如台社學會2013年舉辦的「重返民間：從規範性論述到在地歷史解釋」研討會，有比往年更多的青年行動者與會發表。細究內容我們不難感受到，的確有許多青年在社會各個領域，進行了各種的行動與反思，甚至面對著某種「共同挑戰」。
漂泊一代如何「不逃往別處的逃離」？
舉例來說，2013台社學會研討會裡的一場「漂泊的一代：當代中國青年身分認同」Panel，四篇針對中國大陸青年處境的相關文章，閱讀起來竟有種「普世」之感。來自上海大學的王翔，他寫了〈漂泊一代：以「漂泊」為視角看中國當代青年主體〉，文章裡面指出的社會氛圍，與從過去到現在的台灣，是如此地相似。文章寫到：
「在『經濟建設』的軌道裡，以『收編』漂泊者為基礎，生產出了『成功者』。所以漂泊者其實是不被看見的，被看見的只有成功者。……對青年人來說，這是一個離開了錢，什麼都無從談起的年代。……你賺得越多，你就越重要。反之，你就越是被邊緣化，甚至被污名化。」（王翔，2013：2-3）
王翔將廣大的中國青年，區分為「漂泊者」與「成功者」。他觀察到實際上作為被經濟發展成果排拒在外的「漂泊者」，鞏固起了相當少數、受眾所矚目的「成功者」們：
「……在這樣的狀況下，當一個『漂泊者』要表達自我的時候，他需要把自己講述成一個『成功者』，或未來的『成功者』的形象，才易於被大眾接受。」（王翔，2013：3）
換言之，這個時代的共同規則是：得要努力追求成為一個「成功者」，才會有希望、才會被認可。但是：
「這裡有一個基本的事實，在『經濟建設』的機制裡面，不是所有的青年人都能夠成為『成功者』。」（王翔，2013：3）。
甚至，漂泊青年不只被迫「漂泊」，當沒有出路時，還要承受輿論上的貶抑：
「當多數人被『繁榮』的魔咒剝奪了理想，除了混口飯吃，再也找不回當初的夢，也找不到語言來描述自己的時候，他們被看做是『個人主義者』，『沒有信仰的一代』『沒有理想的年輕人』。」（王翔，2013：6）
看來，「草莓族」的青年罵名是不分國界的。然而，儘管青年遭遇的匱乏與貶抑連番而至，王翔仍試著肯認：
「我所謂的這些『漂泊者』，其中有一部分是這個時代的理想主義者。」（王翔，2013：4）
被排除的青年們，不全然會依附體制的價值，他們也有不少人士選擇要走一條不同的路，挑戰既成的社會觀念。
有如研討會中另一位發表者李雲，在〈無處安放的青春—漂泊狀態中的求學邊緣群體〉中進一步對青年「漂泊者」深具期許地提問：
「究竟是應該『生活在別處』還是尋求某種『不逃往別處的逃離』？」（李雲，2013：6）。
是的，我們都想逃離這一切的壓迫，但我們究竟能逃去哪裡？「不逃往別處的逃離」，究竟該是什麼？
面對全球性的青年困境
青年對未來惶恐焦慮、表現不佳將遭到貶抑的種種狀況，其實也並非只發生在中國大陸。中國大陸至少還在充滿希望的「經濟起飛」階段。在成熟資本主義國家裡面，問題更加嚴峻，不論是歐洲、美國、台灣……，青年困境可以說是席捲了整個世界。我們越來越沒有別處可逃。
譬如說，歐洲這幾年有一個叫「precariat」的詞被發明出來─它是整合「precarious」和「proletariat」兩個字而來的，或許可以翻譯為「無產遊民」或是「不穩定的無產者」，經常用來指涉年輕的「失落一代」。
「precariat」這詞彙要說明的是：通常過去無產者的處境，是作為受雇的工人階級──因為沒有生產工具、必須出賣自身勞動力、忍受剝削、以換取工資。然而，經濟危機年代的無產者，處境或許更為悲慘，他可能「連出賣勞動力的機會都沒有」，有如當前廣大的青年失業者處境，連工作都不可得。其中不少甚至還得背負學貸，比一般無產階級更缺乏工作上的議價能力，成為債務壓力下的工作奴隸。
就是在經濟與政治都處於先進宰制地位的美國，它的青年也同樣困境重重。根據美國政府統計指出：當前美國大學學貸的狀況，已經到了平均每個大學畢業生背負了2萬6千美金以上，也就是將近80萬元新台幣的學貸。
巨額學貸讓一切的青年「夢想」、「理想」，都成空談。人們被迫向「正常生活」靠攏，規訓自身找到一份還得起學貸的工作，是一切優先。況且，80萬學貸還只是個平均數，很多人唸得更久、唸了私立大學，得負擔更貴的學費。無怪乎，2011年青年發起的占領華爾街運動中，其中有一個最主要的訴求就是要：「反對人民背債」、「取消學貸債務」；相關的理論介入者也指明，反對債務已是當代無產者鬥爭上的一項關鍵標的。
面對青年貧窮化的「資崩世代」
回首台灣，狀況為何？
台灣也面臨青年貧窮化的狀況，應當是普遍的共識了。問題在於，原因為何？怎麼解決？似乎還沒有共識。
還記得，我和幾位朋友在2008年中，那時候民進黨政府剛下臺，我們曾寫了一篇稱為〈面對青年貧窮化宣言〉的文章，試著分析當時台灣青年貧窮的問題。
文章中，我們歸納當代台灣青年貧窮化有四個方向：一個是「勞動條件的惡化與彈性化」；第二個是「教育費用的擴張和文憑貶值」；第三是「生活費用的高漲和消費社會的席捲」；第四個是「稅制不公下的財政危機和世代不正義」。如今看來，四個向度的問題在綠營執政的2000-2008，和藍營執政的2008至今，都沒有多大差別，是一致地惡化。
新一代的青年受雇者面臨的是日益惡化、沒有前景的就業與生活環境。這問題很明顯不只是發生在某個藍綠政黨執政的時期。它和經貿政策上是否親中、反中，似乎也沒有明顯關聯。儘管日益有觀點認為兩者有關，但兩種方向的推論皆有：兩岸經貿整合將強化青年貧窮化，或不盡速經貿整合將導致青年貧窮化。平心而論，或許兩種推論皆有所誇大。例如，ECFA簽定前後，台灣受雇者的實質薪資其實並無明顯變動。
相對地，台灣內部自身的「資本主義因素」，縱容資產階級大肆剝削與掠奪工人階級、將各種公共服務私有化，才是導致青年貧窮化最主要的原因。這影響遠大於各種外部經貿整合因素，卻高度被忽視了。我們還欠缺一個堅實對抗青年貧窮化及其結構原因的青年勞工運動，來真的「奪回我們的未來」。
近來，開始有學者與社運稱這樣一個青年貧窮世代為「崩世代」。我們想進一步延伸：這「崩世代」的意涵，有沒有可能不只是描述自身貧窮的「崩世代」，而是一個包含階級敵對指涉、以及帶有行動意涵的「資崩世代 」嗎？（註）
所謂的「資崩世代」指的是，一方面，青年將會看穿「崩世代」為何而「崩」，正視它和資本主義體制的緊密關聯為何。二方面則是，青年能否就是去改變這個體制的世代，所謂採取行動、崩解資本主義的世代？
資本主義不會自己崩解。儘管有危機趨勢，它還是可能藉由擴大剝削、剝奪福利、惡化財政……等方式，繼續苟延殘喘，除非它的「掘墳人」真正出現。換句話說，「資崩世代」必須是一個包含作為行動主體的概念，否則它無法是對客觀現實的正確描述。
根本的「不逃往別處的逃離」或許就在此。「資本主義創造了它自己的掘墳人」、「工人階級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階級本身的事業」這兩句話，對於當今的「資崩世代」們而言，也仍是一樣具有啟發性的。（英國倫敦大學Goldsmiths學院社會學博士生）
註：「資崩世代」這概念和詞彙，是筆者和友人陳柏謙私下討論時，由他所提出來的。特別在此註明與感謝。
本文修改自拙文〈邁向「資崩世代」〉，發表於《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94期，2014年3月。頁199-212。
參考資料：
王翔，2013。〈漂泊一代：以『漂泊』為視角看中國當代青年主體〉，發表於「台社學會2013年年會『重返民間：從規範性論述到在地歷史解釋』研討會」，臺北：台灣社會研究學會，2013.10.05-06。
李雲，2013，〈無處安放的青春——漂泊狀態中的求學邊緣群體〉，發表於「台社學會2013年年會「重返民間：從規範性論述到在地歷史解釋」研討會」，臺北：台灣社會研究學會，2013.10.05-06。
（圖說）青平台基金會2011年3月29日在台北舉行「拒絕畢業即負債‧反對青年貧窮化」記者會，多名青年現身演出行動劇，呼籲政府正視青年貧窮問題。（圖文／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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