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所以會知道《遲來的守護者》這部片子跟原著，完全是出自於英國資深演員茱蒂．丹契爵士的喜愛，只要她主演的每一部電影，長年以來我都會從拍攝期間就熱切期待電影上映的那一刻，就像個無可救藥的小粉絲。
在等待上片的過程當中，故事的主人翁菲洛米娜．李接受英國廣播公司BBC的專訪，原本我是在跑步機上一面運動一面隨興聽著，到了後來，不得不離開跑步機，一個人坐在健身房的角落，閉着眼睛專心聽完她用平鋪直敘，甚至有些詼諧的語氣，訴說着這個時代加諸在她身上的黑色沈重悲劇。
一個悲劇的發生，要花上50年的時間去和自己的生命和好，時間並沒有讓這個悲劇淡化，實際上如果沒有這50年的時間醞釀，她或許沒有足夠的勇氣站在加害人的面前，說出深藏在心中半個世紀的痛苦。
與其把這個真實的故事，放在大時代發生在個人的不幸特例來理解，不如藉這個機會去反思，許多不公平與不正義的人間悲劇，其實原可輕易避免，卻因為篤信宗教的人士，真誠地用「我是為了你好」、或是「替天行道」的價值觀而造成無法彌補的錯誤。
雖然這個故事裡面指責的是愛爾蘭的教會，但是實際上這樣的錯誤，普遍發生在每一個宗教，世界上的每一個角落，即使在台灣也俯拾皆是，無論佛教徒大規模的外來種動物放生，還是基督徒大規模的反對多元成家遊行，甚至在安寧病房爭著幫毫無行為能力的重症患者受洗、皈依，這些行為的起心動念，都是因為少部分個人對於對宗教，政治，金錢，性與道德標準，有非常堅固的看法，然而一個沒有能力可以區分普世的價值觀與宗教的價值觀的個人，究竟有沒有資格生活在一個漸趨成熟的多元公民社會，參與公眾事務？
菲洛米娜．李和他失散的孩子之間，除了宗教認同，在時間的抽絲剝繭中，還同時種族認同跟性向的認同。
一個從小被帶到美國的愛爾蘭孤兒，應該要認同文化熔爐的美國，還是血緣所牽繫的遙遠愛爾蘭故鄉？這樣的課題，拿來類比思索台灣的「新移民」、「新台灣之子」，或是明明在中國出生長大，從沒有「回」過台灣，卻在從幼稚園到高中畢業被封閉在「台商學校」的高牆後面度過的台商子弟，認同問題比起菲洛米娜．李的時代，要複雜得多，但是我們是否知道該怎麼想這個問題？
還有，一個在美國從政的同性戀者，可不可以認同對同性戀者不友善的保守政黨（共和黨）？如果這個同性戀政客，同時又在風聲鶴唳的八零年代罹患難以被社會觀感接受的愛滋病呢？
菲洛米娜．李的故事發展之所以讓我們覺得像是腰際綁著一塊大石頭，無可救藥沈浸到冰冷的湖心底部，正是因為宗教、種族、性向，這三種多元文化下最重要的自我角色認同，同時發生在被自己的家庭和社會貼上「墮落女人」標籤的菲洛米娜．李，和她被從身邊奪走的「罹患愛滋病的同性戀」兒子身上。
我們多麼希望這個故事不是真實的，只是作家高明的筆下的劇情，但在進入這個故事的內容之前，我們都已經知道這是一個發生在身邊的真實事件，無處可逃，只好轉身面對。
這是一個菲洛米娜．李逃避了50年之後，終於面對的故事。這是勇敢。
這本書，是被英國廣播公司BBC裁員後鬱鬱不得志的記者馬丁．希史密斯，面對現實以後終於寫的報導。這當然也是勇敢。
這部訴說BBC失業記者對老東家充滿怨恨的電影，也是由BBC影業資助拍攝的。一個組織能有這樣的氣度，豈止是勇敢。
至於作為台下觀眾的你我，該問自己的問題是：如果我們的勇敢可以阻止別人的悲劇，什麼時候我們才願意停止逃跑，開始轉身面對？
（圖說）《遲來的守護者》（Philomena）電影海報。（圖片來源／溫斯坦電影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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