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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O工作者的異想世界:遲來的守護者: 一個關於勇敢的故事

立報/本報訊 2014.03.27 00:00
■褚士瑩

我之所以會知道《遲來的守護者》這部片子跟原著,完全是出自於英國資深演員茱蒂.丹契爵士的喜愛,只要她主演的每一部電影,長年以來我都會從拍攝期間就熱切期待電影上映的那一刻,就像個無可救藥的小粉絲。

在等待上片的過程當中,故事的主人翁菲洛米娜.李接受英國廣播公司BBC的專訪,原本我是在跑步機上一面運動一面隨興聽著,到了後來,不得不離開跑步機,一個人坐在健身房的角落,閉着眼睛專心聽完她用平鋪直敘,甚至有些詼諧的語氣,訴說着這個時代加諸在她身上的黑色沈重悲劇。

一個悲劇的發生,要花上50年的時間去和自己的生命和好,時間並沒有讓這個悲劇淡化,實際上如果沒有這50年的時間醞釀,她或許沒有足夠的勇氣站在加害人的面前,說出深藏在心中半個世紀的痛苦。

與其把這個真實的故事,放在大時代發生在個人的不幸特例來理解,不如藉這個機會去反思,許多不公平與不正義的人間悲劇,其實原可輕易避免,卻因為篤信宗教的人士,真誠地用「我是為了你好」、或是「替天行道」的價值觀而造成無法彌補的錯誤。

雖然這個故事裡面指責的是愛爾蘭的教會,但是實際上這樣的錯誤,普遍發生在每一個宗教,世界上的每一個角落,即使在台灣也俯拾皆是,無論佛教徒大規模的外來種動物放生,還是基督徒大規模的反對多元成家遊行,甚至在安寧病房爭著幫毫無行為能力的重症患者受洗、皈依,這些行為的起心動念,都是因為少部分個人對於對宗教,政治,金錢,性與道德標準,有非常堅固的看法,然而一個沒有能力可以區分普世的價值觀與宗教的價值觀的個人,究竟有沒有資格生活在一個漸趨成熟的多元公民社會,參與公眾事務?

菲洛米娜.李和他失散的孩子之間,除了宗教認同,在時間的抽絲剝繭中,還同時種族認同跟性向的認同。

一個從小被帶到美國的愛爾蘭孤兒,應該要認同文化熔爐的美國,還是血緣所牽繫的遙遠愛爾蘭故鄉?這樣的課題,拿來類比思索台灣的「新移民」、「新台灣之子」,或是明明在中國出生長大,從沒有「回」過台灣,卻在從幼稚園到高中畢業被封閉在「台商學校」的高牆後面度過的台商子弟,認同問題比起菲洛米娜.李的時代,要複雜得多,但是我們是否知道該怎麼想這個問題?

還有,一個在美國從政的同性戀者,可不可以認同對同性戀者不友善的保守政黨(共和黨)?如果這個同性戀政客,同時又在風聲鶴唳的八零年代罹患難以被社會觀感接受的愛滋病呢?

菲洛米娜.李的故事發展之所以讓我們覺得像是腰際綁著一塊大石頭,無可救藥沈浸到冰冷的湖心底部,正是因為宗教、種族、性向,這三種多元文化下最重要的自我角色認同,同時發生在被自己的家庭和社會貼上「墮落女人」標籤的菲洛米娜.李,和她被從身邊奪走的「罹患愛滋病的同性戀」兒子身上。

我們多麼希望這個故事不是真實的,只是作家高明的筆下的劇情,但在進入這個故事的內容之前,我們都已經知道這是一個發生在身邊的真實事件,無處可逃,只好轉身面對。

這是一個菲洛米娜.李逃避了50年之後,終於面對的故事。這是勇敢。

這本書,是被英國廣播公司BBC裁員後鬱鬱不得志的記者馬丁.希史密斯,面對現實以後終於寫的報導。這當然也是勇敢。

這部訴說BBC失業記者對老東家充滿怨恨的電影,也是由BBC影業資助拍攝的。一個組織能有這樣的氣度,豈止是勇敢。

至於作為台下觀眾的你我,該問自己的問題是:如果我們的勇敢可以阻止別人的悲劇,什麼時候我們才願意停止逃跑,開始轉身面對?

(圖說)《遲來的守護者》(Philomena)電影海報。(圖片來源/溫斯坦電影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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