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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屠殺史 紀錄片觸及印敏感議題

立報/本報訊 2014.03.20 00:00
【編譯劉耘整理報導】描繪二戰期間大屠殺的紀錄片《我是殺人魔》(The Act of Killing)日前成為奧斯卡遺珠之憾,不過即使這部電影真的得獎,此片的印尼籍共同導演大概也會出於性命安危考量而不願出面領獎。

殺害華人兇手至今無悔意

據《路透》報導,這部長達3小時的紀錄片《我是殺人魔》以大批華人遭殺害的印尼930事件為背景,成功引發印尼對這段黑暗歷史的省思。

930事件發生於1965年,當時印尼共產黨的規模僅次於中國及蘇聯。這場軍事政變中,時任陸軍戰略後備部隊司令的蘇哈托(Suharto)策動全國反共大清洗,許多華人被當作共產黨員處決,死亡人數約50萬人,其中至少有30萬華人死亡。

為拍攝此片,《我是殺人魔》的美籍導演歐本海默(Joshua Oppenheimer)花了6年時間,訪談暗殺隊員當年如何殺死數千「印共」。紀錄片以血腥屠殺中的其中一位殺手安瓦爾(Anwar Congo)為主角,但他在片中毫無悔意地描述各種他最喜愛的殺人方式,例如用繩索勒死人等。

此片碰觸到印尼獨立後最黑暗的一段歷史,但這些刺痛的記憶在經過近50年的時間後,大多已消失於主流論述中。

儘管蘇哈托已在15年前被迫下台,目前印尼教科書仍遵照當時獨裁領袖蘇哈托的指導方針編撰。

當時的反共攻擊行動由將軍維博沃(Sarwo Edhie Wibowo)所領導。維博沃的女兒如今是印尼第一夫人,外界也認為他兒子可能正覬覦總統職位。

「那是場悲劇,而我們就與所有人一樣,鄙視影片中的人物及殘暴行為重演。那些人不屬於今日的印尼社會。」印尼總統府發言人費扎亞(Teuku Faizasyah)表示,並補充說:「這段歷史需要被大量檢視,但我不認為我們國家目前已足夠成熟。」

議題仍敏感 拍攝團隊匿名保身

這個議題至今在印尼仍相當敏感,也因此,《我是殺人魔》的印尼籍共同製作人及劇組成員表示,他們希望保持匿名。

「也許我們太偏執了,但在與許多不同的社運團體討論過後,我們可能遭受的風險從受口頭威脅到被實質攻擊都有可能,我們真的不知道若揭露自己的名字會發生什麼事。」一名共同製作人表示。

在被拘留前曾於軍隊服役的索賈沃(Parmoen Soedjarwo)在1978年被釋放。他所居住的東爪哇茉莉芬市(Madiun)正是當時許多暴行的發生之地。

「直到現在,我仍不知道我做錯了什麼、為何被拘留、在6年間每晚被毆打、被他們拔掉手指甲並遭電擊。」他說。

「軍隊拷問我是否屬於印尼共產黨。不論他們問我什麼,我只會回答『是、是、是』,儘管我並不了解他們在問些什麼。為了生存下來並被盡快釋放,我願意說任何話。」他表示。

就和其他的受害者及家屬一樣,索賈沃發現自己被隔絕於社會之外,無法在公部門找到工作,也無法在銀行借貸創業。他表示,這些年來他靠著社群的施捨過活,現在70歲的他已存夠錢,能開始經營小型漁業養殖。

數十年來,被指控為共產黨人的孩子都受到政府密切關注。蘇哈托當時最親近的顧問甚至在發現女兒與一位被懷疑是共產黨員之子的男孩交往後,將她送往國外。

有些觀察家擔憂,《我是殺人魔》這部紀錄片未呈現當時完整的政治脈絡,以及當時宗教團體、地主及共產黨員間草根階層的緊張關係。這些共產黨員在政變前就已相當憤怒。

真誠和解需要時間

「這個議題在社會上仍會引起相當爭議,沒有人曾經真的試圖和解。」領導一個政策及策略議題智庫的退休陸軍中校阿古斯(Agus Widjojo)說:「印尼社會還未勇敢到能盡全力地去正視歷史的真相,但這是我們唯一能學習過錯並糾正的方式,也才能確保印尼未來的世世代代不會再重蹈覆轍。」

共同導演表示,此片印尼拍攝團隊近期內將保持匿名。「要讓我們得以揭露自己的身分,印尼社會需進行真誠的結構性改變,而這真誠的和解將需要很長的時間,但現在已是開始改變的時刻。」他說。

(圖說)紀錄片《我是殺人魔》海報。(圖片來源/Final Cut for R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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