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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介面:讓教室成為冒險與思辨的場域

立報/本報訊 2014.03.12 00:00
■吳哲良

一群歷史專業的教授連署抗議教育部的高中課綱微調,另一群高中公民老師於228發起「飢餓二八」活動來守護台灣公民教育。除了微調課綱的程序正義,所謂「大中國主義」對「台灣主體」的「侵害」依然是關注點。在我看來,這事件整體實為一起有關史學與政治學的教育案例:教科書對政治的中性歷史書寫,終於顯露出歷史的政治書寫本質,以及歷史的詮釋學意涵——無論是杜正勝時代的翻轉或是蔣偉寧時代的微調,歷世皆然。此饒富興味、值得深度思辨的事,卻再度被扁平化為派性政治慣性裡的選邊之爭。

守護台灣公民教育,守護台灣民主,意味著存在一種完滿具足而脆弱的民主或教育體制,有賴先見之士指認和過濾種種危害,為受教者與人民代行把關的職責。經掃毒淨化之後,民主與教育才得以成為零思想污染的安全體制與學習空間。若是出自特定政治主張,捍衛民主、守護教育之舉尚可理解;然而,若深思民主與教育的基底,此番淨化之舉與「十八禁」的作用有何異?那總是預設一位成熟的性主體,為早春個體的無知與衝動訂定安全的防範措施——一切等你成熟了再說;而你永遠不夠成熟。這正是捍衛民主與守護教育的潛在悖論:代議民主的選舉制假定選民具有理性判斷能力,但政客或學者又擔怕人民受到「中國」洗腦。那麼,教育呢?它是避免受教者不成熟的心靈被污染而預先過濾教育內容,或正好相反,教育必須讓各種對立衝突、弔詭矛盾的立場與思想穿透腦袋,受教者才可能變得世故成熟?

在〈學術作為一種志業〉的講演中,德國思想家韋伯認為:講台不是先知和煽動家的恰當所在,政治意見的領袖也不是教師的職責。此言論看似是要教師與教室「去政治化」而顯得高調且政治不正確。其實,他的用意反倒具有一種基進的政治性。譬如,在探究教會和國家的神學形式關係,或是探討宗教史的課堂上,如何讓持有不同信仰背景的人都能脫離宗教皈依的位置進入分析質疑的情境,即便該情境會令信仰者的心裡感到不適?同樣,如何在歷史教育中讓不同政治信仰者暫拋既有的詮釋框架與價值理念,去思考、衡量其他史觀之立足點與理路效力,即便這可能會讓受教者經歷挑戰、懷疑或混亂的險境?韋伯的論點不在於藉教育拉攏朋黨進行政治改造的激進性,而是回歸到每一位擁有政治判斷的教育者自身,能否敞開心思,讓異己之見有容受思辨的餘地?

高中是培育獨立思考的階段,而教師得敢於讓教室成為思辨冒險的場域,才可能使學生的腦袋免於污染洗腦之虞。惟此,教科書的存在才可能無害。

(研究員)

圖說:抗獨史陣線與中華民國愛國同心會3月12日前往教育部聲援日前公告的課綱微調,並要求教育部全面修正民進黨執政時期教科書中「去中國化」的台獨史觀。(圖文/楊子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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