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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說客話:勞動與獨立:運用命運的客家女性微歷史

立報/本報訊 2014.03.09 00:00
■洪馨蘭

10年前,第一次有人邀我就鍾理和先生筆下的《阿遠》談客家女性。同一年,我也第一次以客家女性(確切來說是客家媳婦或客家農村裡的女性工作者)的角色參與婦女國是會議的社區座談會。10年下來,思考客家女性議題的緣分一直未斷,但社會學式對傳統女性受社會制約與勞動剝削的批判性觀點,以及人類學理論倡議對「how they think they think」的詮釋性理解取徑,並非總能在面對同樣事情上維持一統。

例如面對對客家女性「精力充沛的勞動者」的描述,包括讚頌、同情、憤怒、鬥爭、認同、美德、責任等說,十年來我嘗試從都市/農村、台灣/中國、女性/男性、當下/歷史等角度,多有機會聆聽與再詮釋各種觀點。今年的婦女節,已如肩上責任一般,再次遇上要我談客家女性的演講邀約。

在南台灣陰晴有些不定的週末,我在某地下室的多媒體空間描繪我所理解的客家女性。把燈光暗下,投影首先例行進入自我介紹:一個從異文化來的客家農村媳婦,學歷博士。然後把時間軸拉到16到18世紀在贛閩粵三省交界各地發生的「土客」衝突,介紹何以因此引發「客」(Hakka-ngi)的自我認同,並說明利益矛盾引致了具歷史詮釋權的縣誌撰稿者,對該群無纏足且田頭田尾拋頭露面的婦人家,拋以歧視。這是客家女性首次出現於歷史上的紀錄。

之後我放了一張廣西客家女性改宗者的相片。19世紀客家女性第二次被看見是一群改信上帝、接受教育、並參與政治活動的女兵,她們最後在太平天國失敗後被捕殉教。進入20世紀,客籍民族學者羅香林在重要著作《客家研究導論》更用了三個「最」字,把客家女性之勞動勤奮對民族家國的貢獻,抬升到最高點。

社會學者從1980年代以來,投入心力思考不管是作為美德還是剝削的勞動特質,究竟如何被建構於客家女性身上。然而,由於這種建構與剝削在父權體制底下,並非華人社會獨有之文化發明,我於是轉向探索將勞動視為責任與義務的人群,女性如何思索勞動人觀的「性別差異」,以及在她們心中尚無剝削概念之時,如何被灌輸或經長輩女性身教,內化了關於「好命」的知識系統。雖然那套知識系統同時涵蓋男性文人的美化與傳播,我在農村貼近傳統客家女性多年的生活經驗,能否給我更多關於女性自己如何理解與實踐的說法?

我戰戰兢兢地跟聽眾聊著。也許在父權社會底下的客家女性沒能爭到自由,但似能嗅到爭獨立的味道。1970年代客家民族誌紀錄已可見,女性從婚宴前「插頭花」自夫方親族女性手中取納紅包開始,便有了「私賅」。私賅的來源可以包括女性透過採集(如仙人草)或栽種(菜圃),之後以商品交易方式從商販手中換來的現金。丘陵區因山野資源較為豐沛,有管道的女性透過存私賅錢,建立族內的互助網絡,或能在父權社會底下因其「有錢」而有著某種象徵上的獨立。長輩女性甚也提出過「作得做自家事頭」(不必被別人僱請),即是「好命」的定義,也就是說「好命」本身就是獨立的意思。

我們並不需要因為某些東西需要被批判,就忽略了它也有被獲悉與認識的必要。性別不平衡的無償勞動是真實的存在,但女性似乎挖到一種透過更多額外勞動,找到創造獨立的好命機緣,而也就在重視勞動價值的社群中,讓文化的精鍊善用者,踩出某種小徑而不是僅有逃離反抗或無奈認命一途。使用命運於是便把勞動與獨立,變成一種文化的辯證關係。因此,在探討美化(強化)與批判(粉碎)的建構論觀點之外,屬於傳統女性詮釋的微型客家社會女性史應該相當精采。

(高雄師大客家文化所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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