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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國際】代表型民主與代議型民主

立報/本報訊 2014.03.06 00:00
■王紹光

在西方的主流意識形態裡,有一個似乎是不證自明的基本假設,就是只有領導人經過競爭式的選舉產生的制度,才享受所謂的正當性和認受性(國內翻譯為「合法性」),而所謂的威權主義體制不可能獲得民眾的支持。中國被不少學者看作一種威權主義體制,他們將這個假設推到中國的個案,就認為中國的體制不可能享有正當性和合法性。但是有大量的實證資料、調查資料表明,中國體制在中國老百姓心中的認受性或者叫合法性都是非常高的。

老百姓希望看到什麼樣的民主?

我主要的論點是:第一點,從需求方看,中國人總體偏好代表型民主,也就是一般人所說的實質民主,而不是代議型民主,或者說形式民主;第二點,從中國體制的供給方來看,中國已經發展出一套代表型民主的理論和運作方式;第三點,從效果上來看,代表型民主的實踐使得中國的黨國體制能夠較好地回應社會的需求。簡而言之,中國體制之所以認受性比較高,是因為中國踐行了一種符合民眾心願的新型民主,我把它稱為代表型民主。

先講需求方,中國老百姓到底希望看到一種什麼樣的民主?我運用一組歷年的跨國、跨地區調查資料來展示亞洲各地民眾對民主的理解,包括中國大陸。我們把問卷裡面的問題相匹配,可以看得很清楚,中國老百姓對民主的理解更多地偏向於實質上的理解,而不是形式上的理解,比如說,看能不能辦事情,能不能辦好事情,能不能讓社會變得比較公平。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我們講民主,就是人民主權,就是人民當家做主,人們怎麼理解民主,實際上影響到民主怎麼進行的方式。這是第一點:中國人的民主觀。

第二點,我介紹兩個概念,一個叫代議型民主,一個叫代表型民主。這兩種民主側重點非常不一樣,從代表型民主的角度來講,最關鍵的問題是政府是否具有代表性,就是政府所作所為能不能代表大多數老百姓的利益,而代議型民主最關心的問題是「代議士」是如何產生的。我們在內地常常把representative翻譯成「代表」,但這種翻譯恐怕是不準確的,翻譯成「代議士」更為準確。代表型民主關心政策是否反映人民的基本需求,而代議型民主關心的是選舉與集團政治是否具有正當性;代表型民主關心的是政治制度是否產生諸如社會正義、良治、福利、民享等實質效果,而代議型民主關心的是政治制度是否帶有諸如民權、自由、制度與程序等形式特徵。

第三個問題是中國代表型民主的理論,就是毛澤東和中國歷代共產黨領導人的理論。我認為從代表型民主這個角度來說,在過去的幾十年裡面,中國實際上已經形成了一套代表型民主的理論。它由四大部分組成:分別是代表誰?由誰代表?代表什麼?怎麼代表?

以勞動人民為主體

代表誰?就是代表人民,要為人民服務。誰是人民呢?毛澤東1948年的一段話講到了他對當時什麼是人民的理解,人民不僅僅包括無產階級和貧下中農,也包括其他的階級,但是他有一句話很重要,就是以勞動人民為主體。今天我們改革開放以後,人民這個概念的內涵、外延當然跟以前不一樣,但是主體依然是廣大勞動人民。代表誰的問題最重要,這跟西方自由主義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自由主義的辭典裡面,根本不存在社群、階級這些群體概念。他們強調的是個人,所以不會有「代表人民」這些說法,只有追求一己私利的個人才值得代表。

由誰代表?按照中國代表型民主的概念來看,所有行使政治權力的人,既包括正式選舉出來的代表,也包括手握實權的其他官員,都應該代表人民的利益。有責任代表人民利益的人應該通過各種方式與人民群眾打成一片,並在此過程中不斷地改造自己。這就跟授權論和問責論對「代議士」角色的設想(即高人一等的政治精英)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代表什麼?我們現在經常講要代表人們的偏好,但是缺乏對偏好的階級分析。不管從哪個國家的資料,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各個階級的偏好是不一樣的。衣食無憂的社會中上層階級,往往表達的是主觀要求,因為其基本需求已經解決了。而比較窮的中下層階層, 往往表達的是客觀需求,比如就業、就醫、住房、就學、社會保障。需求和要求是不一樣的。中國的代表理論更強調的是人們普遍的客觀需求。當然客觀需求也不是一成不變的,這就要求行使代表責任的人要不斷地跟人們互動,以瞭解客觀需求的變化。

怎麼代表?這就是群眾路線。群眾路線一般會被看作共產黨傳統中的民主決策方式,但是從我的角度來看,群眾路線也是最具中國特色的代表方式。在中國歷史上,把群眾路線作為自己「根本的政治路線」和「根本的組織路線」的中國共產黨把億萬普通老百姓第一次帶上了政治舞臺。不管任何時候、任何地方,億萬民眾的覺醒都是實行民主的先決條件。在這個意義上,有一位美國學者沃馬克把以群眾路線為特色的中國體制稱之為「準民主體制」(Quasi-democratic system)。

培植群眾觀點,汲取民智

實際上,我剛才講到的代表誰、由誰代表、代表什麼、怎麼代表,暗合了林肯講的「民有、民治、民享」。我想把群眾路線和西方民主概念的關鍵字聯繫起來,這就是公眾參與。我們可以把公眾參與做一種分析。公眾參與是這麼一種假設,政策制定者可以關在房間裡進行決策,公眾可以推門進來,影響決策者。參與決策機制無非是把門打開,但是決策者不會走出去。就理想狀況而言,有強勢利益群體,有弱勢利益群體,他們理論上都可以影響決策,但事實上弱勢利益群體對決策者的影響非常之小,而強勢利益群體對決策者的影響非常之大。所以「參與」這個詞,雖然是個好東西,但是作階級分析的話,你會發現它也是有問題的。

群眾路線不太一樣,有決策者,有強勢利益群體,有弱勢利益群體,在理論上群眾路線強調,決策者要走向各個利益群體,深入他們,到群眾中去。更重要的是到弱勢利益群體那裡去,就是到普通老百姓那裡去。當然在實際上也可能出現這種情況,就是決策者也走出去了,但是更多的是和老闆互動,和投資者互動,招商引資,而忽略了普通民眾。但是群眾路線的作用是要培植群眾觀點,要設身處地地來瞭解民眾的需求,同時要汲取民智。它也有缺陷,就是取決於決策者是否有主動深入群眾的意願,以及深入哪些群體。

所以參與和群眾路線是非常不一樣的,但都有比較優勢。公眾參與的比較優勢是表達民意,對決策者施加壓力。群眾路線的優勢是培植群眾觀點,瞭解民情,汲取民智。在這個意義上,這兩者實際上是可以互補的。又有參與,又有群眾路線,這樣的民主就可以更好地實現我所說的代表型民主。(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系講座教授)

(圖說)北京天安門廣場上,一位大陸公安在人大會議開幕儀式前行經人民大會堂外,圖攝於2013年3月5日。(圖文/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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