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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報犇報聯播:中國行政體制改革(下)

立報/立報犇報聯播 2014.03.04 00:00
專題:解讀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系列三:中國行政體制改革(下)

文編/本報專題組

  中共十八大的召開,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翻開新篇章。十八大報告系統闡述了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內容,包括:支持和保證人民通過人民代表大會行使國家權力;健全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完善基層民主制度;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健全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體系;鞏固和發展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

  事實上,關注中國大陸改革的觀察人士注意到,中共十八大後,以轉變政府職能為核心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動作迅速、效果明顯。大陸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說:「處於政治體制與經濟體制交錯結合部的政府職能轉變,正是中國新一輪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突破口」。他認為,深化行政體制改革的重要目標是實現「三清」(幹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四權」(廢除特權、弘揚民權、約束公權、保護私權),而這些目標的實現,都跟政府自身的角色轉換、執政理念和方式的改變息息相關。轉變政府職能,可以說是抓住了問題的要害。

大陸力求「更好發揮政府職能」--

中小企業普遍受惠

  徐立萍從事茶葉貿易已經18年了。2013年,她在上海市中心徐匯區開了私人設立的第二家茶葉公司——栗誠商貿。令她沒想到的是,原本需要一周的企業登記註冊時間縮短到了2天。

  「以前要辦成一件事,我們總是在政府和公司之間來來回回跑,成立一家新公司,以前單查名、核名,就要花費好幾天,但現在這樣的服務是『一站式』的,工商局的公務員甚至上門服務,細心的公務員還會替你的公司把疑難問題想在前頭,變化很大。」她說。

  徐立萍的老家在浙江海寧,她的公司在上海市徐匯區工商局註冊,主要經營杭州龍井茶生意,每年銷售額幾百萬元。

  上海市徐匯區工商局註冊科科長林歡說,儘管目前尚不能做到每家企業一上門就能享受2天的快速註冊服務,但自十八大以來,針對中小企業的註冊「綠色通道」正逐步打開。「增加和改善創業者對法規細則和辦事程式的瞭解程度,是提升政府服務效能的前提」。

  「政府的服務在改變,對我們這些小企業主而言,首先就是節約成本,可以讓公司業務成長更快一點。」徐立萍說。

[小標]政府職能不斷完善

  在龐大的社會系統工程中,政府職能也在不斷完善。作為當今世界最大的調水工程,南水北調工程自2002年開工建設以來就備受矚目。除了工程建設,在移民搬遷安置和後期發展方面政府職能的完善也發揮了重要作用。

  湖北襄陽市移民局局長楊智勇告訴新華社記者,在建造移民房的過程中,各個安置點讓移民代表參與住房建造監督,以保證工程品質。實踐證明,移民參與度越高,滿意度也越高,搬遷安置工作也越順利。曾經參與監督施工的移民代表張永隆說,原來他家的房子又矮又小,破舊不堪,因為移民搬遷,現在居住環境比一些城裡人還好。

  今年以來,行政機關「官僚主義」被作為「反四風」的一個重要內容。一批大陸政府機關不作為的典型案例被曝光,涉事人員被嚴肅處理。大陸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提出要進一步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厲行節約,提高資金使用效率,完善結構性減稅政策。

  不僅如此,根據大陸媒體的報導,包括正在推進的新型城鎮化、農業行政管理方式的創新,也都必須得益於政府職能不斷完善。特別是,要全面放開建制鎮和小城市落戶限制,嚴控特大城市人口規模,優化城鎮化佈局,就要政府有序推進農村轉移人口市民化,加強農民工職業培訓和保障隨遷子女義務教育等方面的工作。

  美國布魯金斯學會桑頓中國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李侃如認為,中國大陸深化改革,歸根結底需要依靠政府治理的改變。

經濟轉型離不開「有為政府」

文/林毅夫(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

  全世界發展中經濟體絕大多數長期陷於低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何在?最主要的就是沒有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

  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指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這是改革開放進程中的又一次重大思想解放,為進一步持續健康發展經濟、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打下非常堅實的基礎。

  為什麼我們要把政府和市場關係放到如此重要的地位?發展經濟學的歷史視角,提供了一種非常深刻的解讀。

  發展是解決我國所有問題的關鍵。對於所有發展中經濟體來說,發展都是最重要的前提條件。二戰之後,不少國家擺脫了殖民半殖民狀態,開始追求現代化,希望能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然而,至今只有兩個經濟體完成了從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再到高收入的躍進,一個是臺灣,一個是韓國;只有13個經濟體完成了從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提升,亞洲也只有日本與「四小龍」。全世界發展中經濟體多達180多個,絕大多數長期陷於低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何在?最主要的就是沒有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

  歷史地看,技術創新、產業升級始終是一國經濟增長、收入提高的基礎。如果發展中經濟體利用好後發優勢,可以加速趕超、實現現代化。但是,由於二戰後的所謂「結構主義」的發展理念氾濫,眾多發展中經濟體高度強調政府在推進重工業發展中的作用,結果經濟績效非常差,與發達國家的差距越拉越大。上世紀80年代之後,發展思潮又被新自由主義代替,希望推行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讓政府完全撒手不管。這樣做的結果,只能是增速更慢、危機更多甚至經濟崩潰。

  前面列舉的幾個成功例子都有共同特點,就是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既依靠了有效的市場、政府也積極有為。有效的市場必須與有為的政府相結合,這是因為經濟發展必須有競爭力,必須有比較優勢。如何形成比較優勢?企業家對於勞動力、資本、技術的偏好,是自發的,需要有效的價格信號作為前提,只有在充分競爭的有效市場之下才能形成,這也就是市場的「決定性作用」。與此同時,經濟發展的過程也是基礎設施不斷完善的過程,上層建築也必須隨之改進;此外,包括外部風險的平衡,不是個別企業家所能完成的,同樣離不開政府部門的頂層設計。

  有為的政府,對於轉型國家尤為重要。這是由於,轉型國家往往面臨著較大的就業壓力,需要政府來促進就業、關注民生、穩定社會。資金、資源如何避免盲目性,制度如何完善,也需要強有力的政府來協調、支持。所以,從計畫到市場的轉型,並不意味著政府的甩手不管,更不會自然而然形成市場的良性循環。改革開放推行的就是一種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觀念,比如雙軌制,既讓市場發揮作用,也讓政府改善基礎設施、完善上層建築,這也正是從1978年到2012年,中國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10.5倍的關鍵性因素。

  往前看,要應對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解決好一些領域的壟斷、尋租甚至腐敗,既要堅持市場的決定性作用,也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一方面按照比較優勢發展,消除各種扭曲市場的保護、補貼、行政壟斷,另一方面要依靠有形之手,因勢利導,保護產權,維持宏觀環境,解決外部性等改革開放中累積的矛盾。如此,中國經濟增長的奇跡就一定會延續,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改革目標也一定會實現。(《人民日报》)

(本文不代表立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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