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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論:烏克蘭政變的啟示

立報/本報訊 2014.02.24 00:00
騷動多時的烏克蘭政局有了大轉變。親俄的總統亞努科維奇被罷黜。國會選出親歐盟的圖奇諾夫為國會議長,旋即由他代理總統職務。他立即釋放了服刑中的前總理,也是最大反對黨祖國黨黨魁提摩申科,這位美女黨魁因為貪污而身陷獄中。於是這場源自反對總統亞努科維奇否決與歐盟簽訂自由貿易協定的「親歐盟示威」,終於扭轉了烏克蘭親俄國的外交路線。這對於力圖與西方抗衡的俄國蒲亭路線,無疑是一大挫折。

但是外交問題不是烏克蘭政局動盪的全部內容。正如1951年的韓戰不能只看到蘇聯與美國的鬥爭,還有韓國內部左右對抗的面向;同樣烏克蘭的政爭也存在內部的路線鬥爭。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在「親歐盟示威」的3個反對黨中,「全烏克蘭自由聯盟」事實上是公開標榜法西斯主義的右翼政黨。在前蘇聯解體後不久,烏克蘭潛伏的法西斯分子組織了這個政黨,並在這次政變中扮演關鍵的少數第三者地位。換言之,經過20年的鴨子劃水,烏克蘭的法西斯力量已經成了舉足輕重的第三黨。

烏克蘭在1990年代脫離前蘇聯獨立之後,伴隨著共產主義政權垮台而來的是私有化。原有的國營企業在快速私有化過程中落入少數新興的壟斷資產階級。社會財富分配立即兩極化,同時官員的貪污腐化也迅速滋長。兩者都令平民百姓極度不滿。這種不滿又成為法西斯興起的土壤。表面看來,這是奇怪的矛盾現象:正因為向右轉私有化才導致貧富不均與貪污腐化,但其結果卻是更極端的右傾,走向法西斯的極右道路。這個邏輯與歷史發展的歧義,正是人類社會發展無可奈何的荒謬。烏克蘭的悲劇再度啟示我們,歷史的辯證往往不同於形式邏輯的理性。

這讓人回想1930年代歐洲法西斯興起的歷史。在世界經濟大蕭條的背景下,歐洲法西斯力量迅速崛起。2008年的另一場經濟大危機:金融海嘯,似乎重演這樣的歷史軌跡。亞洲的日本並不是孤例。經濟危機往往是右翼崛起的沃土,也是邁向侵略戰爭的契機。

烏克蘭的政變也顯示,後金融海嘯的國際局勢重組還在進行中。可以看到,越是契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地方,在經濟危機時期法西斯化的機會也越高,西歐、美國與東亞的日本都是如此。相對地,還未高度嵌入的地方,如拉丁美洲、日本以外的亞洲,以及非洲,則能保持原先的路線,甚至如拉丁美洲國家左轉。這種國際局勢的大重組,總體而言有利於打破數百年來國際關係的霸權主義,成為全球發展出比較民主平等的國際秩序。但是也有冒出法西斯國家的風險,不可不防。

圖說:反對亞努科維奇的抗議者在基輔獨立廣場上舉行遊行,圖攝於2014年2月23日。(圖文/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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