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外交問題不是烏克蘭政局動盪的全部內容。正如1951年的韓戰不能只看到蘇聯與美國的鬥爭，還有韓國內部左右對抗的面向；同樣烏克蘭的政爭也存在內部的路線鬥爭。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在「親歐盟示威」的3個反對黨中，「全烏克蘭自由聯盟」事實上是公開標榜法西斯主義的右翼政黨。在前蘇聯解體後不久，烏克蘭潛伏的法西斯分子組織了這個政黨，並在這次政變中扮演關鍵的少數第三者地位。換言之，經過20年的鴨子劃水，烏克蘭的法西斯力量已經成了舉足輕重的第三黨。
烏克蘭在1990年代脫離前蘇聯獨立之後，伴隨著共產主義政權垮台而來的是私有化。原有的國營企業在快速私有化過程中落入少數新興的壟斷資產階級。社會財富分配立即兩極化，同時官員的貪污腐化也迅速滋長。兩者都令平民百姓極度不滿。這種不滿又成為法西斯興起的土壤。表面看來，這是奇怪的矛盾現象：正因為向右轉私有化才導致貧富不均與貪污腐化，但其結果卻是更極端的右傾，走向法西斯的極右道路。這個邏輯與歷史發展的歧義，正是人類社會發展無可奈何的荒謬。烏克蘭的悲劇再度啟示我們，歷史的辯證往往不同於形式邏輯的理性。
這讓人回想1930年代歐洲法西斯興起的歷史。在世界經濟大蕭條的背景下，歐洲法西斯力量迅速崛起。2008年的另一場經濟大危機：金融海嘯，似乎重演這樣的歷史軌跡。亞洲的日本並不是孤例。經濟危機往往是右翼崛起的沃土，也是邁向侵略戰爭的契機。
烏克蘭的政變也顯示，後金融海嘯的國際局勢重組還在進行中。可以看到，越是契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地方，在經濟危機時期法西斯化的機會也越高，西歐、美國與東亞的日本都是如此。相對地，還未高度嵌入的地方，如拉丁美洲、日本以外的亞洲，以及非洲，則能保持原先的路線，甚至如拉丁美洲國家左轉。這種國際局勢的大重組，總體而言有利於打破數百年來國際關係的霸權主義，成為全球發展出比較民主平等的國際秩序。但是也有冒出法西斯國家的風險，不可不防。
圖說：反對亞努科維奇的抗議者在基輔獨立廣場上舉行遊行，圖攝於2014年2月23日。（圖文／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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