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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說客話:在「客家」裡的「國家」

立報/本報訊 2014.02.23 00:00
■洪馨蘭

好友趙樹岡教授歷經3年的醞釀與撰寫,甫出版的學術論著隨即引起注目。趙教授主要專長在文化與歷史人類學以及中國研究,此書為他針對中國過去一世紀以來在形構國家的腳步中,其意識型態的宣傳與民間大眾文化如何呈現一種若隱若顯的相互鑲嵌與攀附。這樣一本厚達4百多頁且貫穿歷史談論「國家」的論著,其主要的起點與整個核心是福建省西部的客家村落,古田,一個「汀巖山坳小鎮」。

這個山街共有三大宗族。族中菁英經族譜的編寫,形成「定著化的、有關宗族自我以及地方社會的歷史記憶」。尤其在民國初年古田宗族不約而同展開修族譜的活動,根據研究應可式微是鄰近地區「相互模仿」的結果。就在政治動盪的年代,這樣一個小鎮後來成為中共革命精神的最佳宣傳點之一,除了1929年底中共重要領導人物在古田廖氏宗祠召開會議這樣的歷史事件之外,趙博士透過此書更告訴讀者,那個歷史記憶在當代如何成為作用,實與地方文化、客家在閩西山區的邊緣性特徵與民俗思維,扣結拼貼。

然而,古田作為一個「客家」村落,它具有這種歷史機緣卻也緊扣其特殊之地理場景。汀巖交界的古田周邊地區,一直到現在都仍是附近城區居民眼中的「特殊地」,一方面因為其地形條件與周邊產生的隔絕,另一方面也因為當地人使用的客語「古蛟話」次方言體系,無法與外界溝通。趙教授依據其田野調查,認為除了語言、生態之外,還有一部份較隱諱、難察覺的心理因素,就是當地在明、清到民國《上杭縣志》不斷出現的金蠶蠱毒案,反映了城區人對古田、蛟洋、白沙等地的恐懼。

換句話說,作為「客家人」,實際上這個小山村是當地客家社群眼中的神秘且異文化的「邊緣」,但隨著村中主要宗族努力興修族譜,將自己與整個「客家遷徙史」對接起來,再加上中共透過歷史地景的場地教育,更是提升了這個小山村「客家人」在地方文化上的地位。

另一方面,軍訓愛國教育與場地親訪的紅色旅遊,隨著觀光化也走向商品化的路線。這個部分過去不少學者都已注意到。趙教授更進一步提出,中共的國家形構在這樣的過程中,並非只走著硬式無神論的腳步,事實上在「新中國」、「新文化」的路線裡,在與地方大眾文化遭逢相遇之時,表層與深層走著或許是不同的策略。

利用大眾文化,讓「新中國」有鑲嵌在地方的路;循著「新文化」的倡導,也讓邊緣山坳小村的地方文化,躍上歷史舞台,成為中國「客家革命基地」耀眼的明星。

(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所助理教授)

(圖說)位於大陸福建省西部的田螺坑土樓群,由1座方形樓和4座圓形樓組成,從高處觀看,視覺效果相當特殊,當地人戲稱這個土樓群為「四菜一湯」。(圖文/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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