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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專訪》張茂桂︰在內部劃分敵我 檢核小組立場不正

自由時報/ 2014.02.17 00:00
記者鄒景雯/專訪

針對教育部在社會歧見中公告的高中新課綱,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張茂桂指出,「撥亂反正」說的原來是保皇黨或正統趕走亂黨或偏室的封建心態。其所反映的是把民主政治的政黨輪替,當成病態的錯誤。下一代需要的是面對未來的正面能力,而不是對過去的盲目崇拜或者盲目敵視,這才是形成國家認同的最主要力量。因此,為何要用教育的方式,進行分化與分裂呢?

張茂桂同時表示,「檢核」小組的立場不正。基本上「檢核」就是根據某種上對下的標準,那就要問社會領域以及國文科目,這「上對下」的標準是如何產生的?

問:您長期參與高中課綱的研擬,請簡述源流。

張:高中「公民與社會」是刪併原來三民主義、公民、現代社會三科科目之後的新科目。二○○六年開始實行的九五課綱(又稱暫綱)是第一本「公民與社會」課綱,而九九課綱則是第二本。

任何一個民主的國家,都需要支持民主的公民教育,民主治理的品質,更必須有高質量的公民配合。中華民國由黨國以及威權體制成功轉型為民主政體,但是「主權在民」的概念仍需要從頭開始,民主、法治、人權的觀念要能發展成自然而然的生活習慣,才能真正扎根。未來的公民,要比現在的中老年一代,更瞭解民主法治的內涵,也更需要具備公民的關懷與實踐能力。因此,九九課綱的公民與社會學科,是把相關的社會科學知識、議題,對於現實現象的反思,連接青少年晚期的成長,整合到未來公民的養成過程中。

課綱委員 權力與監督失衡

問:課綱委員有什麼權力或責任?

張:過去課綱小組委員的權力幾乎沒有任何法律規範,如果審查過程不嚴謹,或者官員下指令授意,他們可以運作得很大但幾乎不必被問責。教育問題其實和食安問題一樣,都是良心事業,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教育要教導的是別人的孩子,要改變的是未來世代的心智、情感與態度。而課綱小組的責任,就是要研擬可能是最佳的「成長配方」,課綱小組因此具有決定什麼是最佳「配方」的權力。但是我國現行課綱,往往都沒辦法臨床實驗(實驗教學),都是在「趕、趕、趕」的情形下做出來的居多。萬一有委員不小心亂調把配方搞錯了,「毒害」後代,受害者其實沒有辦法要求賠償。而課綱小組、課綱委員的權力,和他們受監督與可被問責的情形,不成比例。

問:如何防止課綱委員或委員會的失控?尤其是調整的權限?

張:第一是組成需要多元,第二是過程需要開放透明,第三要求委員的自制與溝通能力,回歸學科與課程專業,第四是課綱架構密度必須鬆且有開放性,這是訂定課綱的「食安」防護網,勉強可以防止課綱委員濫權而無法被直接問責的問題。沒有人可以號稱擁有所有的知識,也沒有人可以號稱自己擁有的知識就是真理;所以,課綱小組絕對不能在一個獨斷或者封閉的小圈子內進行。課綱委員的自制與戒慎,也是課綱委員時時該有的心態。

換個黨就換課綱 永無寧日

此外,課綱雖然是以官方文書的方式呈現,但其功能與目的還是學科知識與課程。所以課綱的終極價值必須基於學科以及課程考量,而不是在其能否配合政黨或者政府的程度。有人說換一個黨執政就要換一套課綱,那教育恐難逃「昨是今非」的變動,恐怕是永無寧日的循環鬥爭。教育必須有相對於政黨政治能保持一定程度中立的空間。

所有的課綱從正式推出開始,幾乎就要同時開始蒐集相關資訊,供下一波調整參考。公民與社會課綱做為一門新興學科,各界一直有很多意見;但有修改意見不等於要立即展開調整。

課綱在設計時,本來就有指引性與開放性的雙重考慮。指引性的考慮要求課綱保持一定的抽象與穩定,可以實行較長久的時間,而開放性代表預留的調整空間,讓社會變遷或者知識變遷發生時,至少可以在教科書的層次進行更新,而不必去調整課綱。

現在施行不過三年就要進行迅速調整,代表有人認為,這課綱出現了重大問題,無法用課本更新的方式來處理。

課程軸心大變動 並非微調

問:做為長達十二年的「體制內」推動公民教育者,請具體舉出您出面反對的理由?

張:現在所謂「微調」是一個安慰並欺騙社會大眾的話語,它和「檢核」的用意一樣,主要是在過程中為了逃避監督與保密需要。從最後公佈的結果看來,這次課綱的調整,不論歷史還是公民與社會,變動的絕不只是部分的用語、內容,涉及的包括課程軸心的大變動。

我反對的理由有關於程序,也有關於內容的。關於程序,最嚴重的就是倉促以及敷衍的公聽會程序,一邊改、一邊通過,通過之後居然還可以有一直補考、繼續改的便宜作法。教育部不但遲遲不對社會公開相關草案,其間更還爆出了有不斷拉下級背書,修改投票與會議紀錄,甚至可能作假的疑雲。

新課綱 具反公民教育特性

第二是它所呈現的「反公民教育」特性。以公民與社會本科來說,除改了約二十處「中國大陸」的用法之外,它還特別標舉了中華文化(家族主義)優良傳統以及(三民主義)立國精神;刪除了「白色恐怖」舉例,這等於刪除中華民國政府曾「違憲」「違反人權」紀錄,進而限制了公民教育非常基本的人權反思與轉型正義的課題。它另外還要求淡化處理關於人民直接參政權的部分。至於國家認同問題,原課綱採取「描述」且可討論的開放立場,但修訂後這空間也沒有了。課綱把國家認同不統一的現況變成一個「問題」,一個會影響兩岸關係的「問題」。而在新增加「惡法非法」的主題裡,新課綱錯誤底限定「大法官」釋憲機制為唯一處理「惡法」的機構,還把其誤寫為早不存在的「大法官會議」。

另外,檢核小組還大量偷渡了和憲法完全無關的修訂,例如關於「自我」、「成年禮」(成長過程)、「人我關係」、「親密關係」的地方都被刪除或任意更動,反映出非常「外行人」的觀點。至於修訂版將第四冊的「經濟與永續發展」做了驚人的大幅度調整,新內容不但再加重,而且已經偏離第四冊原來的課本標題,還有自打嘴巴的地方,它一方面要求強化「自由貿易」的正面討論(配合ECFA或者服貿,還有自由貿易區的設置),但另一方面又增加了討論「均富」與分配問題。這是「超現實」而且偽善,和二○○八年總統大選時國民黨的「六三三」文宣性質很像。

整體而言,新課綱修改了用語,迴避或壓縮了當代的重大人權、國家認同議題,還趁機摻雜了一些文化保守觀點、修改者並不瞭解高中生身心發展階段、修訂後也有邏輯不通且不符合學科專業以及課程發展的地方,這是一個學科發展大倒退的修訂過程,而這完全是小組的非學科專業、封閉、濫用權力,以及修訂過程的倉促所導致。

撥亂反正說 重回黨國體制

最要者是關於「撥亂反正」的瘋狂,不論王曉波或謝大寧都這麼說,馬英九也常附和的觀點。撥亂反正的前提來自於對於「正朔」或者「道統」的堅持,這用在民主體制實在是價值錯亂,彷彿回到黨國體制時期。民主國家的常態,是將「大位」設定為有期限的「虛位」,定期開放競爭。對這「虛位」的佔有,必須經過相對或絕對人民的法定授權。而所有的政黨與其代表都有角逐據大位的資格。這是憲政主義下的「政黨輪替」常識,又那裡是「奉正朔」以掃平「亂黨」,「改朝換代」所可以比擬的?

退一步說假定「撥亂反正」好比和「選舉割喉戰」一樣,都是政黨競爭的形容詞,那就算了。但我們現在討論的是高中教育,事關所有同胞的子女的成長,涉及子女們的情感與認知世界。難道,我們是要把下一代的學習,當成是被「敵人」矇騙的子女,或者是有待重新進行文明教化的人民子女嗎?我們難道不是一個擁有實質主權的中華民國的「同一國」的國民嗎?

問:所以,撥亂反正等於在內部劃分敵我陣營?

張:當然。在這個國家裡,國民本屬多元,有原住民族,有新移民,也有其他各種社會群體;我們可能有不同的黨派立場,甚至對憲法或者對中華民國也有不同程度的歸屬感,也存在對日本侵華戰爭,以及對殖民統治台灣的多重而複雜的記憶,這是歷史遺留也是生活中的現實;但無論如何,現狀是我們最終還是「同一國」的人。而這同一國的人,何以能允許課綱試圖將人民設定為「被殖民奴化」的人民的方式來對付呢?

類似這種要改造國民的心態,我們在一九四六年的台人被奴化說,在一九五○年代對於文藝界的肅清,一九七○年代右派國族主義對鄉土作家的攻擊,戒嚴時期警總對於黨外雜誌的文字檢查,甚至在幾年前香港「愛國公民教育」的爭議中,都可反覆覺察到這種可怕的心理與政治操作。

他們展現同一個模式:用「最高貴」不允許懷疑或討論的國族主義來糾正其他不被認可的人民思想或者認同,用思想灌輸的方式來改造那些可能「危害」國家民族的「敵人」的子女們,這是多麼可怕的教育心理學?

我們現在正在討論與進行的將與未來的「國民教育」有關,而國民教育最不應該假設有內部的敵人,不但孩子們不是,孩子們的父母也不是。教育的目的,原本就是不能歧視,且要讓所有的人民都有公平的機會,成為主動參與的公民,成為這個國家的主權擁有者。而他們也可以在不同的情境,去回應不同的認同召喚,選擇成為不同政黨與社會團體的參與者、不參與者、或者監督者。

我忍不住要請問教育部的官員們,我們有兩條路在前面,一條是去灌輸現在的學生一種超現實的國族價值,一條是要去培養他們在即將到來的未來,能判斷與做選擇的素養能力,請問哪一條才是有效的教育正途呢?你們有做出明智抉擇的膽識與能力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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