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王張會」的出現，並不能無限延伸成「馬習會」有望，但如果國、共之間能進一步發揮想像力，在敏感的主權議題及政治現實中化異求同；同時，馬英九也能夠展現維持兩岸政策穩定性的決心，讓習近平願意替雙邊領導人的會面承擔所有責任，那麼，「馬習會」將指日可待。
「王張會」不是歷史的偶然，而是經過無數鋪墊工作後，兩岸發展下的必然。如果進一步拉長軸線，以俯瞰的視角來觀察這場會面，會發現台灣及北京當局，似乎是有默契地以三個階段，推動兩岸關係進入新的進程。
這三個階段，分別就是摸石過河的實驗階段、處理兩岸官方頭銜障礙的突破階段，及兩岸展開政治對話與接觸的成熟階段。
首先，在實驗階段部分，過去一年的兩大測試，其中之一就是王郁琦在去年八月，以視察駐館業務為由，赴澳門進行短暫訪問，與特首崔世安於澳門政府總部進行會晤。
儘管外界並未對這場會面有太深刻的著墨，且王郁琦的行程也僅有一天半，但這其實已是歷任陸委會主委首次與澳門特首的正式會面；更值得注意的是，當時雙方就已經是以彼此的正式官銜互稱。
緊接著，第二場測試，則是去年十月在峇里島舉行的APEC。當「習蕭會」結束後，王郁琦與張志軍，透過在會場大廳「不期而遇」的「自然互動」，展開檯面上的第一類接觸；而彼此稱呼對方的官銜，就是此次王張會所說的「張主任」、「王主委」。
回頭看這兩場安排，除了是有著要替「王張會」製造一回生、二回熟的暖身意味，更重要的是，讓雙方能夠藉由沒有太大政治敏感性的方式，回頭測試內部反應；若遭遇反彈或質疑，就在方向不變的前提下微調行進路線。當這些極其細膩的實驗工作，經過再三測試沒問題，「王張會」也隨之浮上舞台，同時也正式進入處理兩岸官方頭銜障礙的階段。
熟稔兩岸事務的國安會前秘書長蘇起向筆者說，所謂的兩岸官方接觸頭銜障礙，主要分為三大類別。
第一類是具有強烈主權意涵的部會，像是國防部、外交部等，處理難度最高；第二類是主權意涵相對弱的部會，像是即將轉型為科技部的國科會、農委會或文化部等；第三類則主權意涵最弱的部會，像是首長名稱為主任委員的政府單位，而陸委會就是其中之一。
這種由下而上，從弱到強的處理主權爭議手段，就如同在實驗工廠裡，從pilot test(小型實驗)轉化為scale up(比例放大)的過程，逐步而為，異中求同，目的就是為了達成下階段的兩岸政治交流進行準備。
因此，「王張會」的結束，並不能視為「馬習會」的到來，因為在這段推演過程中，仍會充滿變數。至於什麼才會是影響雙邊領導人會面的最重要關鍵？
簡單說，就是馬英九能否能讓習近平有足夠信心，讓對方願意扛起會面後的一切風險與責任；因為，雙方如果真的見了面，從那天起到2016年5月20號之前，任何馬英九對於兩岸的發言，無論是好或壞，習近平都必須承擔所有後果。
為何這麼說？舉個最經典的例子，當年李登輝在擔任總統時，喊統一喊了一輩子的他，卻突然在1999年卸任前夕，推翻既定立場，拋出「兩國論」，引起北京強烈反彈，點名批評他蓄意分裂中國領土；當時江澤民更斷然取消海協會長汪道涵的訪台計畫，並在2000年3月總統大選前，終止海基、海協兩會的交流對話機制。
換言之，馬英九是否也會有可能發生這種立場逆轉的暴衝現象？誰敢保證？
因此，「馬習會」的前提，就在於馬英九本身的立場是否能維持不變，他的言行是不是夠可靠；如果習近平無法得到肯定的答案，兩人的會面就只能存在於想像，無法成真。不然，當雙邊正式會面後，台灣當局若出現脫序情況，習近平必然得接受內部一切責難，這恐怕會對中國大陸的決策階層造成負面影響。
至於現在的習近平，對於馬英九的信任是否已達到足以見面的水平？只能說，依照馬英九民間聲望如此低靡的情況來看，無能者的意志力總是相對薄弱，屆時他在面臨統治權保衛戰時，會不會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都還有待考驗。所以，此時此刻，很難想像對岸會無條件地相信馬英九。
但相反的，假若兩岸官方能順利處理頭銜障礙問題，且台灣方面能展現穩定兩岸局勢發展的意願、能力與決心，那麼，馬、習要見面，就充滿了想像力。
無論如何，兩岸關係確實已進入新的局面，在歷史劇變的前夕，回頭看看民進黨，不禁令人要問黨的領導階層，你們準備好了嗎？你們真的掌握演變中的情勢嗎？
假若蘇貞昌很清楚兩岸關係的變化，並曉得未來該怎麼做，為何在忙了大半年後，會選在上個月提出一份回到原點的《對中政策檢討紀要》？同時，又為何要隨著賴清德，選在這種節骨眼上，提出嚴重衝擊兩岸關係的課綱反抗行動？其所製造出來的態勢，與兩岸和平發展趨勢是完全背道而馳。進退之間，距離執政又遠了好幾哩路。
歷史長河永不回頭，當兩岸和平發展路線持續向前挺進，台灣已進入不可逆的大趨勢大時代，民進黨卻固步自封身陷僵局，蘇貞昌的黨中央完全脫離現實，只有期待蔡英文在五月接任黨主席後，能盡速調整步伐，急起直追，別再讓民進黨繼續迷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