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官方向來宣傳經濟政策的重要性，據說發展加工出口，以及發展半導體產業、資訊電子產業，都是台灣在經濟政策規劃的成果，而更進一步的，這些成果都被解釋成是政策規畫維持一貫性的例證。這是個歷史誤解。從以往的例子看來，台灣的經濟規劃並無一致性，而且處處充滿斷裂。
政府在1949年遷來台灣後，為了整合分歧、混亂的政府組織，僅僅在經濟計劃部門就有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經濟安定委員會、工業委員會、美援會、經合會、經建會等單位的更替出現，平均每5到10年就有一次組織調整。從組織系譜來看，上述單位都算是國家發展委員會的前輩。然而從歷史來看，重大的經濟政策的決定，是與政策的主導者有比較密切的關連，至於政府組織的運作反而不成為重點。
以台灣最常被提到的高科技產業政策，就是典型的例子。早期有交通部透過電信研究所發展相關的技術引進，以及經濟部透過工業技術研究院進行初步的製造技術嘗試，各單位皆有意於主導產業的發展，然而計畫的主導者在籌備過程已經意識到台灣的政府組織在思維、運作上，對於當時被稱為高科技的半導體產業所需要的資金、人才，以及需要緊密的跟學術研究搭掛在一起的特性，並沒有足夠的應對能力，以至於，台灣的半導體產業，最後是在怪異的組合下開始運作。以至於，科學園區的管理單位是沒有工廠管理能力的國家科學委員會；而半導體最需要的研發，並不是由掌握了眾多學術單位的國科會主導，而是由工業技術研究院擔當了重要的技術開路工作。連帶的，半導體產業的重要創業人才，幾乎都跟工業技術研究院有深厚的淵源，而工業技術研究院則是隸屬在管不到半導體廠商的經濟部之下。
儘管我們可以將這種運作模式詮釋成「跨部會運作」，但是它不是常態，因為，這個模式或許在半導體產業領域獲得成功，但是在其他領域就無法重複。被稱為台灣科技產業推手的李國鼎等人，在1970年代規劃台灣產業的發展時，就曾將半導體（當時稱為高科技產業）與生物科技、汽車、航太等產業並列為重點產業，其中的生物科技產業甚至一度是以比照半導體產業的模式進行運作、規劃，然而，直到今日，台灣能拿得上台面驕示於人的產業政策成果，仍然只有半導體產業。至於政府一度寄予厚望，認為在發展基礎、人才背景、技術實力都與半導體產業可以相比擬的生物科技產業，至今仍沒有重大突破，即使台灣在B型肝炎具有傲視於全球的研究成果，也沒有讓生技產業在台灣開創出一個局面。
至於最近的例子則是台灣的經濟與中國之間有越來越多的接觸，然而，主導兩岸事務的陸委會卻只負責交流、談判，而不負責經貿政策的規劃，至於經濟部、經建會卻又不直接處理對中國的經貿布局。
套用目前最流行的話語：如果這不是混亂，還有什麼是混亂？
從歷史來看，台灣的經濟政策存在著眾多的混亂，這並不是政府的組織型態所導致，而是我們從一開始就欠缺完整的經濟政策規劃架構。思維未整合，卻只整合了政府的組織，等於事情只做了一半，在此狀況下，經濟政策不混亂也難。
圖說：總統馬英九（中）1月15日表示，研考會進行組織改造，結果也把自己組改掉了，將與經建會合併為國家發展委員會，研考會主委宋餘俠將出任國發會副主委。（圖文／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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