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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停格的台灣

新頭殼newtalk/呂東熹 2014.01.17 00:00
也許年紀大了,容易感傷,也很輕易掉淚,16日下午參加台灣新聞記者協會第二任會長楊汝椿的公祭,晚上去新聞界退休同業「林美如啤酒館」和「老屁股酒館」,連喝兩攤,這是四個月以來,第一次在外喝酒,深夜回家,讀了FB,看了前室友徐玫怡(知名的《交換日記》作者)有關鄭南榕自焚當天的回憶,卻哭了一場。 1990年左右,採訪聊天之餘,台北地檢署一名善於易術的主任檢察官,幫我卜了一卦說,晚年,我很容易傷懷掉淚,直到現在,我還不知真假。因為我寧可像我一位大學同學,那樣的早熟、那樣的浪漫。 那一年,在世新選修的「思想自由史」,大教室裡,滿滿的學生,一同上課的,還有「恰似你的溫柔」詞曲作者梁弘志,但我沒有崇拜他,反倒是被我一位同班同學感動。當年的老師,是被國民黨迫害,無處容身,而被世新專校創辦人成舍我收容的一位教授,當年我們並不知這樣因緣,只是被他上課的內容吸引、感動。 有一天上課,他談起了他的老師,新儒家學者徐復觀病逝的消息,老師談他的治學與思想啟蒙的生命歷程,同堂的張姓同學激動痛哭,從教室奔了出去,而我們,一群渾渾噩噩,不知所以的同學,完全不知發生何事,老師只說一句話︰「哪個同學跟他比較熟,出去安慰他一下。」 在戒嚴、思想控制的年代,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其實是個陌生而奢侈的想望,1985-1988年解嚴前後,一個風起雲湧的年代,剛退伍,我進入一個自由、毫無拘束的媒體《自立晚報》,親身見證一個歷史洪流與彩霞並放的年代,那是一個最為風光,也最為悲嗆的記者年代。我們一方面參與了歷史,卻也體驗了一個無理、無奈,又感動的光明進程。 在剛解除戒嚴的年代裡,所謂的叛亂案,卻仍層出不窮,「鄭南榕自焚事件」只是其中一件,而他,只不過在《自由時代》周刊,刊登了一篇旅日學者許世楷的《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就被警備總部依叛亂罪嫌傳訊偵辦,鄭南榕因為自認這是言論自由層次,而且是百分之一百言論自由,因此拒絕出庭應訊,並將自己等同「自囚」一樣,把自己關在在雜誌社裡,聲言︰若警方強行逮捕,抓不到我的人,只能抓到我的屍體。1989年4月7日凌晨,警方強行攻堅,鄭南榕果然以身殉道,為台灣當局控制言論與新聞自由,做了最嚴厲的控訴,也為台灣新聞自由做了最佳典範。 因為年代久遠,但我依稀記得,4月7日的凌晨1點半,我剛跟鄭南榕通完電話,天剛亮沒多久就接到鄭南榕自焚的消息。我趕到民權東路的時候,警方已封了現場,看著樓上汨汨流下的消防水柱,我的眼淚也不自覺地串流不停。我想著,是什麼樣的意念,可以讓一個人,寧願犧牲性命去對抗? 我想著學生時代「思想自由史」的課程,在沒有思想自由年代,上著「思想自由」的課程,澎湃有餘,感動不足,直到鄭南榕的自焚,才真真實實體驗了這樣的感動與不忍。 沒想到,事隔25年,「鄭南榕自焚」殉道,卻被成大歷史教授說成「像伊斯蘭教的炸彈客」,歷史,像卡帶迴轉回來,卻是刺耳難奈,民主前進,思想仍停留在蔣家的漩渦裡無法自拔。而發言的,卻是國立大學歷史學者,是要感慨台灣教育的無知,還是無奈的愚民教育成功? 我的朋友,也是學妹徐玫怡,她遠在法國,寫下當年我已忘記的一段記憶,同時也提到了台灣內部對民主價值的冷感與雙重標準。 徐玫怡︰我的歷史時刻回顧(1989年,4月7日) 「我在滾石唱片Landy辦公室裡打電話,在樓上像閣樓一樣的那間。(不知為何當時在那裏打電話?) 我,歡樂的(綁著馬尾的23歲的我):「東熹,你在幹嘛?我跟你講喔.......。」當時合租公寓的記者室友東熹:「嗚...(哽咽)我不能跟你講話。鄭南榕自焚了,鄭南榕死了,我現在要趕過去...(哽咽,突然掛掉電話)」 當時的我,完全不知道鄭南榕是誰?只感覺這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件,而我干擾了記者室友的工作時間。 但很快的我馬上知道鄭南榕為何犧牲,而且立即覺得羞愧。 當時傻呆的我,不知世事天真單純,並不很懂國家體制對人民思想上的控制,也不知道有人,為了爭取言論自由和思想的開放,而自我拘禁然後自焚。我竟完全不知不懂。 當然整個公司裡,我應該是第一個知道的,因為我剛好在那個自焚的時刻打了電話。而且隔天、隔隔天、隔隔隔天,整個公司也都沒有人討論。 而同年,相差兩個月,六四天安門事件,整個公司沸騰,做了歌譜了曲,出了專輯。」 看著朋友的留言,才知道,25年前的台灣,還停格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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