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統馬英九在9日舉行的「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提出，學費調漲機制可建立市場化、透明化的運作機制，向油電雙漲機制看齊。近年來，人民對於官員大剌剌地說出不能說的秘密，已經不感意外，只是高教政策茲事體大，我們應該藉此思索，放任市場經濟邏輯套入教育領域，除了學雜費不時喊漲之外，還想要許給人民什麼樣的發展進程？
台灣的高等教育體系，如同許多發展中國家各自研發的制度，像是一隻不知道要走往哪裡、也不知道還可以走多久的龐然大物。早在高教評鑑制度施行前一年，2005年就有師生組成「教育公共化連線」發動遊行，要求教育部正視學費調漲所引發的資源分配問題，不要自我轉型為「教育商品部」。如今看來，官員們當初信誓旦旦的政策保證，仍難消除高教師生對於教育商品化趨勢的疑慮。
高等教育漸漸失去其引導社會升沉的社會功能，而更像是需要在財經新聞台分析的產業動態。一方面，台灣的高等教育體系，順應全球新自由主義的洪流，將績效與價格擺在前頭，政府投入教育資源的經費比例日漸減少，鼓勵大學間相互競爭，甚而要求公立大學自負盈虧。另一方面，為了讓「人人都是大學生」，當初可說是廣納百業加入辦大學的行列，造成台灣竟有超過150所的大專院校，近年來少子化的衝擊效應發酵，首當其衝的，就是私校的招生與經營，惡意解僱與欠薪，只是前幾小節的變奏曲。
教育部長蔣偉寧在會後詮釋馬英九的發言，認為總統是在強調建立常態性調整制度的重要性，並重申，教育部會在自由化與公共化兩派的拉扯中，找出平衡點。我們擔心的是，教育部官員們早有定見，且無法承受商品化後的惡果。因為大學愈來愈像是出產耐操工人的販賣機，家長也愈來愈像是無法取消上限的提款機。儘管教授們不見得認同自己在勞動，但在評鑑制度下，大學教師卻愈來愈像維修販賣機的約聘人員。在此架構下，大學生在課堂中所獲取的，除了成為待價而沽的產品外，也無法投擲更多期望。
在學雜費調漲的爭議中，不但擱置了人才培育的務實規劃，更忽略調漲後凝固階級流動的危險。不容否認，仍有以興學為職志的大專院校，正在苦撐與準備著。但是當台灣整體的教育制度，確立商品化、市場化的走向後，要如何避免從事學術勞動的師生，只能服膺少數特定階級；要如何避免在學術殿堂中的人們養成保守、自利的習氣。恐怕這一切，也逐漸不是教育部的執掌範圍了。
（台大城鄉所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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