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學政治分析家恩亞伯拉（Nanjala Nyabola）首先指出，日前英國《衛報》記者霍登（Daniel Howden）對南蘇丹衝突的報導在網路上受到廣大迴響，但南蘇丹網路上的回應可完全不是這麼回事；當地知名推特人士批評，這篇文章完全誤報了實際的經過。
西方媒體仍有知識階級思維
恩亞伯拉表示，在這情況下，她傾向相信當地人士的說法更甚於西方媒體的報導。她指出，若觀察《衛報》為這位記者冠上的頭銜「首位身處現場的西方記者」，不僅引發南蘇丹讀者反對，也無意間透露出西方媒體的思維。「他是否是西方記者有何重要？」恩亞伯拉反問道。
她認為，這個順手加上的頭銜不僅漠視當地無數經歷過真實事件的民眾、忽視南蘇丹無數經驗豐富的作家、記者及消息提供者，更製造出一種顯然是建立在種族概念上的知識階級。無法正視這種隱含的知識階級且無力破除其所產生的隔閡，就是西方媒體持續錯誤報導非洲事務的原因。
恩亞伯拉分析，由於西方媒體懷抱著一種與「西方」對立的「剩餘」（The Rest）概念，因此報導僅是在加強或削弱西方讀者對非洲的既定印象，塑造「非西方」情況，而非分析事件本身影響與價值。例如在南蘇丹危機的報導中，許多西方媒體便針對其讀者對「種族」及「種族在衝突中角色」的既定看法，加以強化或削弱。
語言隔閡 轉換中失原意
恩亞伯拉指出，另一個造成錯誤報導的因素則是無法跨越的語言隔閡。當西方媒體用殖民國語言去解讀一塊擁有無數語言的大陸，不僅令報導成為詮釋，也將無可避免的產生選擇性偏差（selection bias），許多細微的文意差距與非言語的溝通將在翻譯過程中遺失。
舉例來說，大部分奈洛比人都會說數種語言，包括3種官方語言及方言「申語」（Sheng），但大部分外籍記者認為自己只要透過英語或史瓦希里語（Swahili）就能勉強應付，從未真正理解當地人在3、4換過程。例如，英語中「種族」一詞帶有強硬且固定的意涵，但在申語或其他非洲語言中，「種族」卻是一個具延展性及實際效用的詞彙。
不管哪一國 全視為非洲
對於恩亞伯拉的看法，駐奈洛比作家及政治漫畫家加塔拉（Patrick Gathara）表示贊同，但他進一步指出，其實大部分非洲國家的媒體也犯了類似的毛病。
加塔拉首先援引奈及利亞作家阿迪契（Chimamanda Ngozi Adichie）在〈單一故事的危險性〉演講中所提到的歸謬法（reductio ad absurdum），表示媒體時常將有著10億人口及54個不同國家的非洲大陸，簡化成單一且表面的說詞，像是「毫無希望的大陸」、「非洲崛起」或「神秘的非洲」。
加塔拉表示，當許多非洲國家民眾經常批評西方媒體所呈現的非洲報導時，鮮少有民眾會觀察其他非洲國家是怎麼報導自己國家，也少有非洲媒體會以「所有非洲民眾」為目標讀者來報導所有非洲事務。
加塔拉分析，這與國家及個人身分認同有關。在非洲各國，大部分民眾不會首先將自己定位成「非洲人」，而是「肯亞人」或「蘇丹人」等，各國媒體也不會將「非洲」視為某個必須報導的故事，而是以西方通訊社對其他非洲國家事件的反應作為是否報導的指標。
非媒依賴外電 在地聲音出不來
這就延伸出下一個問題，即是大部分非洲國家的媒體也仰賴西方媒體來獲得非洲其他國家的報導，未在國外設立分社或派遣駐外記者。例如，許多非洲媒體近日對南蘇丹、中非共和國、剛果或索馬利亞的報導皆相當粗淺，即便是在緊鄰索馬利亞並深受其動盪局勢影響的肯亞，當地媒體也僅只是反芻西方報導的觀點，並未深入理解這個國家長達20年無政府狀態的原因，或解釋肯亞出兵干預的理由或看法。
此外，加塔拉指出，非洲媒體有時也會刻意呈現與西方媒體相反的報導。例如去年肯亞大選時，許多西方記者湧入當地，預期2007年至2008年的選後血腥衝突將重演。這引起肯亞媒體工作者不滿，並展開所謂的和平報導（peace journalism）風氣，在報導中刻意不對選舉不加以批評，想證明肯亞並非另一個「非洲故事」。
最後，種種對非洲的錯誤報導，也肇因於媒體界缺乏對非洲的長期報導及記錄。人們僅能透過新聞了解非洲，而新聞運作的機制又通常是以事件為導向，總在衝突發生時才加以關注。
在缺乏常駐記者的情況下，媒體通常會派遣資深記者前往衝突區，而「資深」也就意味著對媒體需求及期待瞭若指掌，更不用說他們要在幾天、甚至是幾小時之內，做出一則長度僅幾分鐘的新聞。種種因素加總起來，讓這些報導成為了一則則符合外界期待的「非洲故事」。
（圖說）肯亞首都奈洛比去年9月發生購物商場攻擊事件時，肯亞民眾在案發現場旁讀報，圖攝於2013年9月22日。（圖文／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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