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些案件中，彰檢的檢察官鄭智文無疑是最被矚目的一位。與今年8月逝世的醫師林杰樑一樣，鄭智文同樣擁有忠於職守、無懼威權、說出真話的形象。但再多10個林杰樑、再加20個鄭智文台灣環境就能煥然一新，恐怕僅屬幻想。
在現實環境中，民眾不是採取眼不見為淨的態度，「將一干人犯押入大牢」以求心安，就是期待英雄挺身而出懲奸除惡，這不僅是民主政治強調的去人治與制度化精神難以在台灣建立的證據，更可謂台灣的民主進程自2000年首次政黨輪替之後，即已呈現踟躇未進的窘態，使得環境與食安事件不斷上演，所不同之處在於社會每一個人都是這場秀的演員，難以置身事外。
代議政治、兩黨政治的弊端在台灣已是疲態畢露。民代充作企業門神屢見不鮮，立院立法品質不佳且兩大黨「愛資病」已病入膏肓。但代議制度並非一無可取，只是需要改革。彭明輝教授「換一批不一樣的民代─從地方到中央」之議，不是不可能的。如果採取歐陸的議會制，從中央到地方，官員必須先接受民意洗禮具備議員資格，要改變的恐怕是民意本身，因為，民眾所選出的不再是以選民服務、喬代誌為取向的議員，議員未來就是行政官員，這更能凸顯「選賢與能」的意涵；另一方面，面對風險社會，台灣需要更多的直接民主。直接民主並非專指公投，而是在社會各領域的直接民主化，或是制度性地擴大參與。巴西愉港的參與式財政、瑞典德國的產業民主與勞工代表的參與式管理等等，都提供了範例，甚至連這幾年來中國大陸的地方政府行政改革，都愈來愈具有民眾參與式內涵。這考驗著台灣民眾的民主素質，必須透過一次又一次實戰，證明自己是否有資格「做國家的主人」。
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化，民主的精神在權威與權力的擴散而非集中，在頹圮的社會中「補破網」式的直接行動肯定是接應不暇。社會變革需要藍圖，未來需要大膽建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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