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位《法國國際廣播電台》的記者在馬利不幸遇害的消息，令新聞界再度思考戰地新聞工作者的安危。
1977年，《國際人道法》（IHL）增修了第一附加議定書，其中第79條規定，武裝衝突中的新聞人員享有與平民一樣的權利及保護；因此，衝突中若任何人鎖定新聞人員為攻擊目標，就是如攻擊平民一樣犯下了戰爭罪，違反《國際人道法》及《日內瓦公約》，應受到國家法院或國際刑事法院（ICC）制裁。
但據保護記者委員會（CPJ）統計，去年在衝突區喪生的記者為近10年來第二多，共106位新聞工作者遭殺害（僅次於2007年的112人），其中有90位記者疑遭到蓄意殺害。而自1992年以來在衝突區喪生的971位記者中，有588個案件的凶手並未被判戰爭罪。對此，為何國際間及媒體界似乎未見持續敦促調查和審判的聲音？
據澳洲學術網站《對話》報導，過去新聞從業人員權益倡議者曾發起數個活動，成功為戰地記者爭取到法律認可。舉例來說，美國內戰期間規範北軍的《1863年利伯守則》（Lieber Code）就保護了深入戰區的記者；1927年，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則簽署了一項有關如何對待外國記者的決議，使各界熱烈討論衝突區記者的權益，才促成上述1977年增修的第一附加議定書。
各媒體組織，包括保護記者委員會（CPJ）、國際記者聯盟（IFJ）、無國界記者組織（RSF）及新聞標誌運動（PEC），皆發起多個長期倡議活動，呼籲建立保護新聞記者的實際作為。然而，他們提出的訴求、訴求的對象不一致、倡議活動無法持續，同時也缺乏媒體界和公眾的持續支持。
國際法保障 遲遲未確立
2007年，於日內瓦成立的新聞標誌運動（PEC）率先發起倡議活動，卻引起不少紛爭。他們主張國際人道法能提供的保護措施無效，於是提出一個保護戰時記者的國際協定，包括實施一個保護媒體識別證的制度。
PEC聲稱自己支援了全球50個新聞記者組織，去年也因「捍衛全球記者」而獲獎；但若仔細觀察此組織的目標，會發現他們的期望是難以實現的理想。PEC提出的協定，包含了要求軍事組織攻擊前需提出警告（且建立在保證記者撤離時身分保密的前提上）、創立國際委員會來調查違反者，並為記者籌措保險計畫資金。
2005年，自PEC分離出來的保護記者委員會（CPJ）聲明，不同意PEC提出的保護媒體識別證制度，因為這「需要另一個單位核發證明、決定誰是記者而誰不是」。此外，PEC引起爭議的主因，是其要求將謀殺新聞工作者的罪行比謀殺平民罪更重的訴求。
現行國際人道法將衝突區的人們分為兩種：戰鬥人員及非戰鬥人員，而平民及記者都屬於後者。然而，由於戰地記者可正式獲准與武裝部隊隨行，當他們被俘時便成為戰俘，具有與武裝部隊成員一樣的法律地位。而比起被視為戰俘時所受待遇，記者被視為平民時其實能獲得更多的保護，攻擊者的行徑也能更毫無爭議的被裁定為戰爭罪。
類似的國際法細節使得衝突區記者所受的法律保障模糊不清，仍需仰賴國際施壓、敦促國家法院或國際刑事法院制裁犯人，讓衝突區武裝團體明白殺害記者得承擔軍事後果，且各政府及聯合國也該支持並鞏固這些裁決。
規避採訪風險 向自由記者買報導
另一方面，除了國際法律對衝突區的新聞工作者的保護有待貫徹，媒體界本身也有責任要承擔，尤其是針對不受雇的自由記者。
日前，加拿大自由記者琳豪特（Amanda Lindhout）出書，揭露她在2008年前往索馬利亞採訪、卻在抵達後第一週就遭武裝分子綁架、被監禁15個半月、期間遭輪暴並被迫生下一子的經歷。她坦承自己前往索馬利亞的決定魯莽而天真，引來各方的嚴厲批評。
但身為駐非洲自由記者的呂皮克（Travis Lupick）指出，這些批評聲音忽略了新聞界的齷齪秘密：如果一個經驗不足的記者自己跑到危險地區採訪，並因此寫出相當不錯的報導，他們還得有辦法賣出這些報導才行。
對國際新聞媒體公司來說，將特約記者送往衝突區採訪所需的費用非常昂貴。若受雇的記者不幸遭綁架，這些公司就得承擔數百萬美元的贖金；但當自由新聞工作者自願前往衝突區採訪，許多編輯會相當樂意購買他們完成的報導，絲毫不承擔過程中的風險。
供應總是因需求而生。當媒體企業越來越不願將員工送到國外時，獨立新聞記者就理所當然的來填補這些空缺。如果年輕記者因經驗不足就前往衝突區採訪而遭到譴責，那麼那些願意購買他們報導的公司也該承擔同等責任。呂皮克表示，雖然許多大型媒體公司表面上對外聲明，聲稱他們不接受經驗不足的獨立記者前往衝突區所寫的報導，但實際上仍會暗地購買。（綜合整理自外電）
（圖說）墨西哥市舉辦一場遊行，抗議對新聞媒體從業人員施加的各種暴行，遊行過後的街上放置著遭殺害和失蹤的記者相片，以及各式記者使用的工具、雜誌、報紙，圖攝於2000年8月7日。（圖文／路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