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十年牢獄（下）
口述整理／李娜(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校 訂／呂正惠(人間出版社發行人）
政治學習，要寫感想，我寫臺灣選舉亂七八糟，開票的時候燈會滅。政戰老師罵我。我說，我講的實話，郭雨新廢票八萬票，怎麼可能！
警備總部派了三個上校來跟我談話。辯論了兩三個月，我不耐煩了。我不會騙我自己，假的就是假的，我不能胡說八道。這兩三個人圍攻我，要我承認我錯了。我心臟經過刑求已經不好了，跟他們講到激動時，心跳過快，暈了過去。他們還以為我心臟病發作死掉了。
後來《鄉土文學論戰》這部書出來，我想瞭解，我申請買書，書是買了，但卻不准我看。錢拿去了，書不給我，憑什麼？我就開始絕食。當時監獄裡對付絕食，就是五六個人按著，往嘴裡灌。我不給灌。我把幾雙筷子綁在手上，誰要來按我的手就戳誰眼睛。我對他們說，我這麼做，頂多再多判幾年刑，我無所謂了，反正這個年齡，能不能活著出去都不知道，你們眼睛給我戳下來，一輩子痛苦。他們誰也不敢過來。
刑求後身體越來越壞。很多病症。痔瘡流血，查血壓，高70，低50。體重平均下來每天減少一台斤。紅血球，普通人500萬以上，我只剩下250萬，血紅素普通人是14以上，而我卻只有7，隨時會休克死亡。因此監方後來把書交給我看了。但為了《鄉土文學論戰》這本書，我十三天沒有吃飯。本來不該這麼做，但那時心情太壞。
和第一次坐牢不一樣，那時一起坐牢的人有得談，每天論戰。現在牢裡什麼人都有，台獨很多，要寫心得，我隨便寫，不寫他們出的題目，反正我有交作業。
後來看到有關大陸文革的報導，《中央日報》副刊也登大陸的傷痕文學作品，我以為是假的，但又好像是真的。還沒坐牢時就看過陳若曦的《尹縣長》，沒當一回事，把她當成反共小說。現在大陸傷痕文學的東西出來，讓我非常痛苦。以前我偷聽大陸廣播的時候，不是這樣啊。大陸廣播說：「文革是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是意識革命─包括思想、文化、風俗習慣以及政治、法律、藝術等等意識形態的整體革命，是使人能成為社會主義社會的『人』的革命」。但是傷痕文學裡所看到的卻是孩子控告父母、夫妻互相控告、朋友間互相指控、告密以至於人們不敢相信自己以外任何人的一個失去了人性的世界…。再說，幹地下反政府運動而被敵人刑求處死本來就是意料中的事。走這條路是自己選擇的，沒人強迫你…。但像文革那樣，被「自己人」扣帽子，甚至被虐待到死，才是死也無法瞑目的事。我急著想瞭解中國的革命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我願為之付出生命的革命，怎麼會變成這樣呢？想到這些，非常痛苦。那時甚至想，是不是死了算了。我不得不為自己犧牲一輩子所追求的道路尋求一個合理的解釋，否則我覺得自己是白活了。這個困惑也成為後來我思考與寫作《中國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這本書的動力。
有六年，我一個人住一個房間。因為說我會煽動。我會在大家的不滿快到高潮的時候，喊一聲，不要吃飯了！把行動推上去。獄方就研判說，我這個人用閩南話講就是「叫水水也會結凍」，很有影響力的意思，所以給我一個人一個房間，我也無所謂。沒人講話，我常常一個人躺著，躺了六年，脖子後面躺出了個硬塊。按監獄規定不可以抽香煙，我也抽。我那時，據他們講，就是拒不接受感訓，一般老看守都隨便我。監獄房間門上有兩個玻璃窗，讓看守觀隨時監視的。我拿肥皂擦在上面，玻璃就不透明了。這當然違反規定，但他們不管我了。他們覺得一個為了一本書能絕食十三天的人，誰都管不了他。
母親過世
我第二次坐牢中間，母親兩次中風，第一次中風，弟弟把她接到臺北治療。第二次中風，她不想活下去了，不吃飯，妹妹的小女兒就跟他她說：外婆，你不是要等大舅回來嗎？她聽了，就開始吃飯。
她在等我。但等不到，就過世了。媽媽死時，我非常痛苦。按規定，我可以戴手銬回去奔喪的。但獄方不讓我回。那時我從綠島去臺北醫院，要坐那種小飛機，能坐8個人的。如果我要回去，不光要出自己的飛機票，還要出整架飛機的錢，我怎麼付得起。我無法回家奔喪。
媽媽是慈母，不是賢母。她很糊塗，土改後留下的土地，都被人家騙走。騙她的人抓到了，土地還是沒有要回來。有人借錢不還，媽媽去找他，發現他家生活很苦，結果債不要了，還又拿錢給他。
媽媽也不知道這個大兒子到底在做什麼，但她相信兒子。二二八時，她聽聞台中亂了，打仗了，又沒有我的消息，自己一個人從岡山走路到台中去找我。我結婚後，生活稍微安定了，想接她來臺北，她不肯，後來還是騙她說我車禍，才來了。住了幾天就走了，說：這裡和坐牢一樣。
在獄裡聽到媽媽過世，又不能回去，心裡的痛苦……過了一個多月，還是緩和不過來。書也看不下去，才開始看金庸的小說。
記得金庸在某一本小說的後記說，要掌握大權力，才能實現政治理想。要掌握權力，一，意願要很強；二，要忍，忍耐；三，要殘忍，朋友如果變成敵人，也要對他殘忍。我想前兩條我可以，第三條做不到。
當時施明德也在坐牢，有次托人給我傳紙條，說我們坐牢的人，一定要弄出新聞，不然就會被忘掉。我沒有回信，因為他是搞政治的，我是搞革命的，我們兩人不是同一條路的。
對我來說，革命是犧牲，自我犧牲，其他什麼都不用管。
在花蓮醫院
1985年，我身體狀況惡化。我太太把保外就醫的申請寫了將近三十封，都不准。監獄長說：第一，你病得不夠，如果癌症的話，可以。第二，你成績不好，如果你成績一級，可以，二級也還好，可以研究，可你坐了十幾年的牢，還是四級阿！
後來把我送去臺北的三軍總醫院做檢查。一個飛機八人坐，我一個，其他七個憲兵看著我。醫院一棟樓的11層，整個清場，空下來，就住我一個。別人看了還以為什麼級別的將軍，才有這個排場。後來，四、五個月後，因為國防部要交錢給醫院，負擔太大，就把我送到花蓮的軍醫院。在花蓮兩年多，住的病房有鐵欄杆。有天我聽到後面有女孩子的聲音，爬上去看，有個女人，問我，哎，你看我漂亮不漂亮？嚇了我一跳。後來才知是精神科。這裡還用來關押刑事犯、流氓。我去了以後，把流氓集中到最後一個房間，把我放最前面。
有次流氓放風出去時，路過我監牢，問我做了什麼，坐了幾年。我說，合起來二十年了，他們嚇一跳。監獄裡排資論輩：強姦犯最低，殺人放火高一點。問到我什麼罪？政治犯，叛亂。他們說：啊，這個最大，這個是換國旗的，很尊重我，見面就給我香煙。
在花蓮，包括看守，都很佩服我太太。那兩年，每個禮拜，她一定帶孩子來見面。原來在綠島，交通太遠，又是車又是船，費用也很大，只能每半年寒暑假帶孩子去一次。現在在花蓮，近了些。她差不多每個禮拜都帶孩子來。那些看守說：沒見過這樣的……你們夫妻感情一定很好！去年在馬英九家吃飯時，他太太問我太太，你都怎麼去的？我太太說，坐夜車去，這樣省下旅館費。
她一個人把孩子養大。，小孩子教育得很好。
保外就醫
我的保外就醫申請一直不被接受，後來，日本的「臺灣民主思考會」也發動了向蔣經國請願、呼籲的活動。最後是靠馬英九幫忙。王曉波和馬英九因保釣認識，有來往。就拿了我的資料去找馬英九。那時馬是蔣經國的秘書，很受信任。去年我們去馬英九家吃飯，馬的太太說，在紐約留學時就看到過「營救陳明忠」的廣告。
所以，1987年3月8日太太來接見，還一點消息都沒有，3月9日就讓我保外就醫了。那天讓我上專機，我還不清楚怎麼回事。還以為是送醫院，但怎麼不戴手銬？很奇怪。後來才知道，給我保外就醫了。通知我太太辦手續，恰好家裡電話改了一個字，開始還聯繫不上。後來聯繫上了，找兩個證人，就帶我回家了。在此之前，有個美國回來的教授陳文成被刑求致死的案件，輿論反應很激烈。所以送到家裡，叫鄰長來，喀嚓照片一拍，證明押送歸來。這照片我還留著，你看，剛從獄裡出來，褲上沒有皮帶的。（皮帶，可以當武器，可以自殺。所以在獄裡是不許繫的。）
那天，我小女兒聽說爸爸要回來，趕緊去告訴姐姐。大女兒在台大讀牙醫。小女兒騎車去找姐姐，太興奮，結果在台大校園裡摔倒了。
當天晚上，《新新聞》雜誌的人來訪問我。我剛回來，什麼都不清楚，也不曉得他是誰，就什麼都不講。後來才知《新新聞》是南方朔辦的。
第二天報紙登出來：陳明忠保外就醫。
於是夏潮的朋友紛紛來找我。女兒說：原來爸爸有這麼多朋友。而且很多是報上電視上常看到的。爸爸沒回來時，不知道爸爸有朋友。
我還在牢裡時，太太不讓人家來，怕連累人；人家也不敢來，或者不願意來。家裡沒有人來，也沒有錢，很寂寞。黃春明曾經給我太太送來一筆錢。不少朋友要給錢，太太都不要。她說，欠太多人情，我出來還不起；家裡就靠她教日語維持。幸好兩個孩子爭氣，成績都不錯，上公立學校，學費很低。否則真不知道怎麼生活。
過幾天，夏潮的人一起吃飯，算慶祝我回來，記得楊祖珺還唱「坐牢算什麼」那首歌。那時，我連自己怎麼出來的都不知道，別的事也搞不清楚。脫離了社會十一年啊。
（本文不代表立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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