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日本 監聽機房設民間
高榮志表示，由於通訊監察對於人民隱私的侵害極為強烈，又是以秘密方式進行，但現行通保法建置通訊監察中心，卻是違反「最小侵害原則」，對人權影響甚鉅。因此，他主張必須修改通保法，監聽機房不該設在調查局和刑事局，應改在民間電信業者的機房進行監聽作業，而非由國家機器一把抓，以防止政治偵防。
他說，日本就是採取此做法，且檢警拿著法院核發的通訊監察書要掛線監聽時，還必須有類似中立的委員會成員在場，以避免無關案情的訊息外洩，造成人民隱私受損。
高榮志指出，台灣檢察官每年平均聲請一萬五千張監聽票，法院核准率約七十三％；實際監聽票約一萬張，若以人口比例計算，我國監聽狀況竟是美國的五十倍，因此，法官核發監聽票前要加強審查，不能流於形式。
不過，高榮志補充說，他認為核發監聽票也要看案件性質，法官也不用矯枉過正。例如毒品案，國際盤毒梟經常變換手機，毒品問題嚴重危害社會，不希望因檢討濫權監聽問題，而讓該被監聽的人逍遙法外。
此外，司法人權促進會執行長黃志文表示，目前通保法的處罰刑度過低、監聽結束後的通知書有無發出都無處罰規定、而且監聽過於浮濫，通保法確有修法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