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類似性質的，討論範圍接近的大規模「民間和學術」會議以前並不是沒有人辦過。例如2009由太平洋文化基金會辦的「兩岸一甲子會議」，2012年12月由台灣統合學會等單位主辦的「台北會談」以及2013年6月的「北京會談」等，規模雖然有些不如，但也都不能算小，也都有中共中央統戰部門高度支持，參與協辦會談單位也高度重疊，參與人士同樣橫跨兩岸紅藍綠人士。因此如果說一定有什麼符合「第一次」的定義的，那是多了三個特色：1，這是第一次由北京國台辦籌備全力主催的；2，第一次有台灣深綠智庫（辜寬敏的新台灣國策智庫）參加協辦的；3，是第一次親馬的幾個「正藍」智庫明確表示不願共襄盛舉的。
因此，「不能讓國民黨和馬英九『吃定』大陸」，北京聯合大學台灣研究院院長徐博東說的這句話，很能說出這次國台辦舉辦時的心情。國台辦想突破的，當然還不只馬英九的搖擺；也想突破和綠營「團體性」的交往只限於謝長廷個人卻在主流的穩健台獨和激進深綠一併落空的怪異處境。
大家都注意到2013年3月楊潔箎、張志軍上台後都同樣地呼籲「兩岸政治對話應該從民間開始了」，此後中國便在政治對話上對馬節節進逼，直到10月6日在印尼峇里島，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向蕭萬長強調「兩岸長期存在的政治分歧問題終歸要逐步解決，總不能將這些問題一代一代傳下去。」施壓力道更是明顯。其實應該指出的是，北京這政策方向更早在習近平負責18大政治報告起草小組時便確定了。去年底胡錦濤宣讀報告說兩岸應該：1、為尚未統一特殊情況下的兩岸政治關係作合情合理安排；2、建立兩岸軍事互信機制；3、達成兩岸和平協議。這是和16大17大政治報告非常不同的一份政治報告。
雖然1998年9月14日，海協會就發了一封信「海協會關於建議兩會進行政治對話事函」給海基會，要求政治對話或政治協商，但這議題一直沒被雙方認真處理，直到習近平接班後中共才真的在上頭加強了力道。
中共16大和17大召開時，台灣陳水扁當政，中共前後兩份政治報告中，涉台部分強力反獨是主調，反覆強調一個中國原則，此外沒有什麼具體促統政策內容。2008台灣換馬英九上台，中共雖然認為反獨已達到一定成果，但似乎是仍舊依胡錦濤建構主義的精神，不急著進一步讓兩岸進入政治談判或對話的階段。相反的，馬總統2008上台之初，在認為全球霸權將迅速轉移的情況下，大政方針向北京一面倒，三通、ECFA兩岸經貿交流談判迅速進入正常軌道後，便急著和中國進行政治談判：
一方面在就職演講中強調兩岸應推動簽訂和平協議和軍事互信機制；另一方面由太平洋文化基金會積極籌辦「兩岸一甲子」會議，邀來胡的核心幕僚鄭必堅等和國民黨智庫進行具有「二軌」性格的「民間學者的活動」，準備為兩岸建立軍事互信機制，以及兩岸和平協議測試水溫。
會議時，雖然有些中方學者興趣高昂地懷抱統一在望想像來參加，但是非常意外的，國台辦發言人楊毅公開說，所謂有一份2012年簽署兩岸和平協議備忘錄時間表的說法只是一種揣測，他強調：「協商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議，構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框架。本著『先經後政、先易後難、循序漸進』的原則。」必須「兩岸共同努力，積極創造條件，逐步破解兩岸之間存在的複雜、敏感問題。」
同時，也非常湊巧地，2009年之後因為金融風暴後馬總統「經濟一切靠中國」，「三通救海運」的夢碎，（林濁水《高雄港中資入股碼頭有救嗎?》《美麗島電子報》）再加上中國協助加入WHA的條件不如預期，以及台灣軍方的強烈反對等一連串衝擊，馬總統也趁機在政治談判上鳴金收兵。
稍早，10月，國安會的智庫，原先主催會議的亞太和平基金會趙春山董事長先踩煞車，先明確地提出了台灣和大陸啟動政治性對話前，必須先做到『ECFA、MOU完成簽署』、『國內達成共識』和『國際社會接受』的『三項準備』；而國防部更在10月20日發表《國防報告書》說，中國若不放棄武力犯台，和平協議不宜，兩岸也難以推動軍事互信機制。
於是政治談判、對話不急的氣氛彌漫兩岸直到2013。
2013習近平上台後依18大政治報告方針促統，涉台部門強調至少兩岸政治談判應該由民間、智庫對話先行，這時，馬總統回過頭撿起了2009楊毅表面回答記者，實質針對馬政府說的「先經後政、先易後難、循序漸進」回應北京。至於所謂政治對話民間智庫先行則是當時余克禮用來描述馬總統的途徑的。現在中共依樣畫葫蘆，馬總統卻倒過來反問「政治對話是現在人民需要的嗎？好像不是」、「台灣與對岸的政治對話時機仍不成熟，大家都沒有一致的意見，那又何必急？」
幾年之間，國共雙方在這議題上主動被動的角色完全倒了過來，還把原先對方使用的措詞完全照搬過來用，真令人驚奇。
這說的是，由於中國新領導人改變了政策，所以馬總統雖然仍認為2008以後台灣由主張不獨、終極統一、堅持九二共識的國民黨執政，兩岸關係進入了幾十年最好的狀況，中共應該滿意地大幅減輕對台灣的壓力時，新的中國領導人卻是認為反獨既然已見成果，兩岸已經「有經濟」了，就不應該停在「先經濟」階段，而要進一步走向「後政治」的「深水區」了。
習近平要進入「後政治」的「深水區」，應該還有幾個因素：
１，太子黨的出身型塑了他和技術官僚胡溫不同的，有更強烈民族主義色彩的價值觀；
２，認為面對緊張上升的東亞格局，必須先搞定台灣的政治問題。
也許促統並不見得是搞定東亞格局的好方法，但是中國目前似乎就要朝這一個滿傳統的舊夢的路子走。
這次會議的成果方面，雖然張志軍強調，「論壇由兩岸不同背景的民間團體和學術機構共同舉辦，邀請各方專家學者與會，具有廣泛的代表性，這也是第一次。」，結果很豐碩。
但到底正藍和正綠的主流是缺席的。於是，最後像是為了給在「不讓馬英九吃定大陸」心情下辦的這次「沒有馬參與」的大會有個大團圓的落幕吧，大會一致決議通過一項「共同認知」：要催生「兩岸領導人馬習會」。
「兩岸領導人馬習會」？這話頭，中國國際政治學界大家閻學通才不久前在台灣聽到後，已經先哈哈大笑過三聲了。
正藍和正綠的主流不缺席，會更好嗎？上海東亞研究所所長章念馳說了一段值得玩味的話可以幫助我們的思考，他先說，「當前兩岸關係是60年最好的歷史時期，他曾經非常害怕出現倒退，所以希望先經後政越長越好，惟恐碰觸政治議題時處理不好會傷了感情。」他接著說「但參加這次會議看到兩岸各種政治立場的人，能平和討論兩岸最敏感的政治問題，有挺大的震撼」。
他整段話說的是他對「過早」的政治對話是憂慮過頭了；但是後半段話仍然清楚地表示敏感的議題縱使可以拿來對話了，但是距離真正處理出兩岸終局安排的時間仍然遙遠得很。不過，無論如何，他說「挺大的震撼」的口氣到底是「正面的震撼」的口氣，表示雙方都比他想得到的更能平和討論兩岸最敏感的政治問題。只是，一旦正藍和正綠的主流都登場會議，而在基本立場上和具體大政策上正正經經，貨真價實地你來我往一番的話而不是打哈哈的話，也會像這次一樣只給他「正面的震撼」而已嗎？恐怕睿智如章，都難回答了。
在這次會議中，中方最驚訝的應該是台方「正式」地拋出來的「最敏感」內容的，竟是一向最支持謝長廷憲法各表的童振源教授。童的書面報告通篇在敘述愈來愈強的台灣主流民意是把兩岸認定是兩國關係，而且童特別強調，兩岸絕對不是「國內關係」。無疑的，他這講法和謝長廷一直強調的「一國兩市」精神完全扞格不入。於是，在台灣多數民意主流的典型主流正綠都還沒上場，「兩岸兩國，並非國內關係」竟先搬到檯上了。
中共主催會議，設定議題的意圖非常明確，那就是在兩岸定位上確定「一中」的唯一正當性。在兩岸一甲子會議中，北京人士也企圖強力主導議題以確定「一中」的唯一正當性，那時，使得少數幾位勇敢的藍營人士都受不了了，像陳一新教授就反彈了，只是反彈方式是幾句抱怨的話頂回去而已，不像童正正式式的用論文暢論一通—這自然是藍綠之間必有的差別。
其實，童振源說的這些台灣民意的事實，中共早已研究得比一些胡塗的綠營人士清楚，在雙方碰面時，並在這樣的理解下，中共考慮的是兩點：
1，營造台灣方面不敢把這現實搬到檯面來講的氣氛；
2，如一旦被搬上檯面中共要怎樣理會。
如今這些民意到底搬上檯面，北京在兩岸定位上確定「一中」的唯一正當性的防線被童振源突破了，那麼中共怎樣理會？章念馳特別注意到了：討論仍然「平和」。事實上，北京人士似乎甚至比今年6月「香港會談」中對赴港台方人士把強調的精神從「一中」調到「各表」時，批判的口氣還平和，這無疑更是重要的突破。
顯然，辜寬敏辦的新台灣國策智庫這次列名協辦單位應該是雙方一個試探性的作法，也可能就由於是試探性，所以新台灣國策智庫還沒有把辜寬敏念茲在茲的「兩岸是兄弟之邦」的方案正式地搬出來，只由董事長吳榮義「非正式」地拿來和章念馳私下談。但這就夠了，比起一些人歌頌的會議達成的「10項認知8項癥結」共識，章很明顯地認為「兄弟之邦」才是這次會議中唯一有魅力的亮點。無論如何，一旦正綠「正式」而非插花性地上場，不要說兄弟之邦這種主張，甚至過去被中共認為更加「毒蛇猛獸」的主張理應都會一起上桌。
如果不是期待兄弟之邦上桌新台灣國策智庫肯定不會借參與協辦這次論壇做試探的。
我個人對辜版的兄弟之邦，仍然有保留，但是，不管喜不喜歡，也不論縱使中共接受，受到東亞國際現實的制約，台灣選擇這條路有多大可能性，還是得承認辜這主張和「10項認知8項癥結」對照起來有更直指兩岸糾葛真正的核心的魅力所在。比起馬總統的不統、不獨、不武，一中各表或更「形而上學」的，更和具體的外交國防政策不沾邊的憲法各表都更坦白、更誠懇、更敢要、敢給敢賭、更具有邏輯關聯的具體政策外延，更可以作操作性的討論。（林濁水《謝長廷憲法的奇幻漂流》《美麗島電子報》）。
論壇落幕，就中共來說，期待的一個理想的「民間智庫政治對話」雖然還沒能出現，但是到底也有像深綠團體共襄盛舉這樣的成果；另外，民間和深綠先行也可以再進一步逼官逼馬上有一定的作用。只是在論壇中連參與的淺綠都搬出了「民意兩國論」，拉大了兩岸折衝的縱深，論壇拉綠壓縮馬總統的空間的效果已產生了預期相反的效應了—這樣的效應在去年年底紅藍綠一起出席的台北會談中已經出現過一次了。現在再度出現，這顯示了「真正的」深綠上場時完全不宜期待和維新基金會時産生一樣的效果。（林濁水 《藍色的邊緣化憂鬱 台北會談的異象》《美麗電子報》）這效應以台北會談為例，可以使正藍在會談中大幅減輕身上來自紅方的壓力，但是也會使正藍在會談中尷尬地邊緣化，馬團隊不參加的結果也就是免掉了再遇到同樣尷尬。
無論如何，幾年來我強調對中國人的理性的信念仍然不變，所以相信兩岸會有正面的發展，這次的和平論壇中仍然能找到支持我的論點的依據，但也如同章念馳一樣，我相信兩岸好的發展需要相當長的時間，兩岸都要有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