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圖）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28日舉辦作家陳列（左）的《躊躇之歌》新書座談會，邀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副教授楊翠（右）擔任對談人，作家回憶獄中的生活經驗，談論自己如何在生命被扭曲的過程中，努力維持自我的完整。（圖文／楊子磊）
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28日舉辦陳列作品集新書座談會，邀請散文大家兼政治受難者的陳列和政治受難者楊逵孫女楊翠對談新書《躊躇之歌》。《躊躇之歌》由〈歧路〉、〈藏身〉、〈作夥〉、〈假面〉及〈浮雲〉5個長篇散文組成，是陳列歷經30年的時代記憶。
陳列因為某次回答課堂學生的發問，提出「反攻大陸是不可能的事」的論點，在1972年4月2日被送入景美軍法處看守所，遭判刑7年。陳列說：「當時的台灣處於動盪年代，所有理想盡在街頭燃燒，我的心頭也在街頭徘徊。」就在此時，他卻鋃鐺入獄。
絕望才能使人存活
陳列出獄後寫了〈無怨〉，刻劃獄中各式場景，沒有控訴也不牽涉政治，透過文章，他探討人失去自由後，如何保持完整的自我？正如同他在《躊躇之歌》的〈藏身〉中所提到「希望會傷人，絕望才能使人活下去。」陳列入獄後，總告訴自己會被關很久很久，因為若對提早出獄抱著希望很容易瘋掉，唯有失望才能存活。
「政治受難者最痛苦的並非獄中歲月，而是出獄後如何與世界維繫關係。」陳列指出，多數的政治受難者即便跑向了自由大門，仍持續遭情資單位的隔離與監控，他1976年從仁教所離開時，被迫簽下切結書，要求禁止向任何人談論獄中一切。政府當局的作法產生寒蟬效應，「很多受難者出獄後都不敢談論獄中經歷，而這正是『白色恐怖』最恐怖的地方。」
無處傾訴 被迫書寫
由於無處傾訴，陳列「被迫」書寫。他憶起，出獄後某次去淡水的朋友家，看到朋友私藏的反動文章「很欣羨，卻充滿恐懼。」他看到了朋友想為時代找出路的心情、鄉土文學的論戰、中壢事件的發生，自己卻深陷白色恐怖的情緒。
陳列從政後寫下〈作夥〉，他發現，其實自己完全沒有參政的條件，他喜歡安靜與孤獨，不太喜歡與人打交道，卻因為關心台灣的民主化而加入政黨。他認為寫作是與自己的對話，是對現象的質問，但政治家說的每句話卻都得像真理，他說：「我覺得我一生都在政治與文學拉扯，亂七八糟，一事無成。」
陳列說，他的書寫和恨、愛並無太大關係，他希望這本書能夠成為相對於統治者構築歷史下的歷史備忘錄。
「黑暗有多大量，陽光就有多大量。」閱讀完《躊躇之歌》的楊翠以此句作為心得註解。她認為，每個人某種層面上都是時代的人質，端看你如何存活，而在《躊躇之歌》中，她看見了政治受難者奮力掙脫囚房、手銬，在絕望後產生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