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裡逃生（下）
口述整理／李娜(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
校 訂／呂正惠(人間出版社發行人）
我比較瞭解日本的情況。日本很多有名的社會黨人士出面，還有很多搞勞動運動的人幫忙，因為有了他們的名望才能起作用。美國那邊我就搞不清楚，我只知道保釣留美的人很多都參與了這件事。後來他們給我看了一些資料，最關鍵的是《紐約時報》第一版的廣告，花了1萬6千塊美金。本來台灣是要判死刑的，大約知道要登這個廣告的消息後，連夜修改判決書（廣告是美國東區時間11月27日，宣判是台灣時間11月27日，按照時差是宣判在前，廣告在後。有可能是得知有這份廣告，連夜修改判決。）後來我還聽說，法院的打字員小姐，連夜打了一個晚上，打到手酸、發炎，第二天去醫務室打針。
黃妮娜的案子，不能公開，秘密處理，判她感訓三年。我另起一案，成了案頭。
陳明忠案，是「意圖叛亂並著手實施」。我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褫奪公權十五年，並沒收財產。陳金火也十五年。看書的人呢，以前都會判感訓，現在因為牽涉的人太多，又很多是官員、醫生，還包括內政部長林金生，以及他的弟弟（高雄醫學院的教授），就不好這麼判了，何況還有外國干渉；所以最後是，單純看反動書的，就寫悔過書；自己看又給別人看，就是「為匪宣傳」了，就要判刑。蔡意誠（日據時代抗日領袖蔡惠如的孫子，他五〇年代做過牢。這次被捕時已經是一個小企業的老闆）和王乃信被判十年；還有兩個給人看書的，也叫為匪宣傳，判了七年。
陳金火在牢裡就精神崩潰了，他在蔣經國死後才減刑出獄，出獄不久就死了。三省堂老闆李霈林被判了八年——因為連續八年「為匪宣傳」，三省堂就完了。我出來後才認識他，跟他說我們是同案，其實案子發生時我們並不認識。我的書是從一個小書店老闆那裡來的。我花了兩年的時間說服那個小老闆贊同統一，幫我買書。
我被審訊時，凡是被查到的日本的書，都供說是劉進慶讓別人交給我的。我以為他在日本，反正不會回來了，所以都推給他。判決書就寫了：我受共匪在日本的統戰幹部劉進慶指使，回台密謀叛亂，書都是他托人帶給我的。劉進慶在日本看了判決書，覺得我根本就受到冤枉，完全沒這個事，決定回台灣替我澄清。他真是天真，不知道台灣判罪是怎麼回事。他回來台灣後，一下飛機就被警備總部直接帶去問，他把事實講出來，說我在日本講見過他，討論對大陸的看法，但沒有給我書。他是日本籍，又是大學教授，警總不能隨便逮捕他。警總聽了他的話，都說，我們被陳明忠騙了。
我和太太秘密通信時，知道劉進慶回來了，心想糟糕了。按照以前的情況，我會被調回去，重新審問、槍斃。那時我在綠島，一想到可能被調回去重審，只要想到那些刑求還要再來一次，就沒法睡著，只好吃鎮靜劑。那時候林書揚還關在綠島，就一直笑我。後來竟然沒有重新調回去審問，可能是因為我的案子已經鬧得夠大了，考慮到國際影響，也就不了了之了。
劉進慶最後一次回來台灣時，跟我發牢騷，說日本那邊的朋友不讓他回來，回來會害了陳明忠，一直罵他。我就安慰他。我說，我坐的牢實在是應該你要坐的；我們在日本聊天，是你建議策反黃順興的，後來是我幫你執行，所以按照道理，是該你去坐牢啊。他聽了很高興，當晚跑去台大找一個教授喝酒。劉進慶教授一直心向祖國，人品好，沒想到死得那麼早，真是遺憾。我常常想念他。
判決當晚，蔣經國在電視上發表講話，說「陳明忠意圖從東南亞偷運武器發動暴動……」政治犯的判決一般都登在報紙上，蔣經國（當時任行政院長）親自在電視上發表是特例（從來沒有行政院長在電視上為判亂犯發表講話的例子，為何如此，包括我在內，都覺得很奇怪。）
未判決前，軍法處的一個組長對我說，他可以幫我越獄，但條件是帶他走。我當然不會上這個當。我已經判決了，警總仍不甘心。押房裡新來了一個三十多歲的年輕人，自稱是台南人，經營電器行，他的閩南話甚至比我還流利，起初我沒有絲毫懷疑。但過幾天閒談時，我發現他對電氣完全外行，責問他，他最後承認自己其實是湖南人，是警總松山區的負責人，奉命來查探我是否還有隱情未供出來。
當時在軍法處看守所，所有被判過刑的人都調到洗衣場工作。當「外役」總比拘禁在押房自由些，我像其他人一樣提出申請，但幾次都遭拒絕，理由是「奉命不准」。這些讓我懷疑，雖然逃過死刑，當局是否還會有什麼陰謀。
（本文不代表立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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