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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來稿:重探愛滋:理論、實務、批判的再批判

立報/本報訊 2013.10.06 00:00
■李佳霖

愛滋病在台灣本地已有將近30年的歷史。交織在其中的性病防治與性別議題,揭示了性別多元主體所面臨的歧視與污名化。而如果從一個比較宏觀、全面的層次來看,愛滋病同時和國家防疫政策與醫護環境等資源(金)分配的政經結構性問題,有著緊密的關連。

舉例來說,台灣的愛滋政策在近期經歷了一些重要的變動,包括藥品使用規範在今年7月和9月,分別針對處方藥價審查門檻,以及藥品搭配的選擇上,做了些調整;《愛滋病檢驗及治療指引》第4版,將「開始服藥時機」的建議,提前至CD4淋巴球數目小於或等於500,並且新增「可能傳播HIV給性伴侶者」作為考量的項目。

在愛滋政經結構調動的脈絡下,共識與歧義因應而生。而學者對於防治政策、性教育、相關工作人員的批判,也持續在進行。然而,有鑑於「學者」與「工作者」、「理論批判」與「實務經驗」之間的落差,日前(10/5)在「台灣愛滋政策的實務觀察與在地批判:從政策結構與工作實務出發」圓桌論壇中,筆者與其他4位來自不同單位的實務工作者,點出結構面與實務面的矛盾、困境,一方面針對現行政策法規進行批判式的回應,一方面也反思「批判」本身的限制與不足。

曾在2012至2013年期間,擔任「台北市愛滋病及性病防治計畫專案助理」的陳馨傑指出,台灣的「中央防疫考評指標」規範了各縣市衛生單位愛滋防治工作的方向與內容。其衍生的問題是,地方衛生單位在依循著考評指標的重點項目做事時,人力與資源僵固於官僚體系的工具性思維,重量不重質,反而忽略了地方真正的需求,造成防治成效不彰或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

同樣也面臨成果考核重量不重質困境的,是從事愛滋個案管理工作的范順淵。作為一位公衛端的未成年個管師,范指出自己被置放在衛生主管機關與感染者之間的位置,並經常在工作實務中面臨做與不做的兩難。范一方面指出個管結構的缺失;但另一方面,他也分享了自身的觀察與心聲,讓我們重新省思某些針對個管師的理論批判,是否真的貼近於工作的實際情況?

延續「個案管理」這個主軸,澳洲國立大學醫學院博士生陳奕村透過其民族誌研究,分享他訪談台灣青少年感染者在個管計畫中的生命經驗與人脈關係。陳就他的實務觀察指出,個管系統某種程度上確實協助、保障了感染者的生活與醫療權益,例如準時拿到處方箋、提升服藥順從性,或是給予個案情感上的支持。陳強調,他總是提醒自己要帶著批判的眼光去檢視個管制度,然而呈現在他眼前的真實情況,是個管師們為「個案/朋友」付出的心力,以及一同進行的微抵抗。換句話說,個管制度與個管師是否真的如同某些學者的批判所言,是幫助國家監控感染者的「秘密警察」或「抓耙仔」,值得我們進一步商榷與對話。

針對此事,筆者也強調「從感染者的角度去詮釋政策或防治措施」的重要性。有的時候,感染者看待國家列管或個管制度,並不認為自己真的全面被管制、監控,而比較是從醫療資源與救助網絡的面向進行考量。此外,個案配合個管師所達成的服藥「順從」性,也不能單純以字面上的意思,就將個管師/感染者視為執行/聽從國家指示、乖乖吃藥的「乖乖牌」。因為,服藥順從性之於感染者在其生活品質與性愛實踐的可能性,還有很多值得我們擺脫意識型態批判,進一步深入了解的功課要做。

最後一位與談者,是服務於愛滋感染者權益促進會的社工張正學。他以3位感染者在工作職場上受到的侵權為實例,分享了他陪伴這些感染者進行申訴的過程。張提到,即便在2007年愛滋專法大幅度納入權益保障的面向,但每一次陪同感染者申訴的實務經驗,都讓他深刻覺得政府必須在權益這塊投入更多心思。張指出,申訴只是一個管道,如何讓這個管道更通暢且具有實質意義,是未來仍須努力的部分。

總結地說,一線工作人員對於自身的角色以及政策結構,的確可以(且必須不斷地)進行反省與批判,並試圖給予建設性的意見。但就上述的實務經驗與訪談觀察,我們也可得知,某些批判論述將從事愛滋篩檢、管理、輔導的工作者通通視為共構於國家新威權體制的打手,其實某種程度上和現況有很大的脫節,使得「批判」很可能流於無謂的「批評」,反而無助於台灣的愛滋政策與感染者的境遇。

(交大社文所博士生、思想高潮發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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