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位法官，在做任何裁判時，都在為人民心中的司法做出定義。涉及全國矚目的大案，涉及政治性的成分通常比例不低，尤其對社會是個教案。受眾很自然會評判：這個裁定再度增色並放大了法治做為公平正義最後防線的曙光，或者是，你尚未清楚展示，身兼執法與解紛的雙重角色，到底勇氣與專業夠不夠？
針對馬王政爭蔓延到法律戰，昨天的高院合議庭審判長以勸告雙方和解，決定擇期再審。和解是民事糾紛中，經常用以終止爭執的方式，若基於止爭息訟的潤滑與緩解，期盼藉由司法途徑解決政爭的大眾，絕對可以充分理解法官的用心。
但是，本案因國民黨不服地院裁定，已經抗告到高院，整起事件已經擾攘近月，不但造成國家的內耗，也已喧騰國際，重創國家形象。台北地院稍早若是以「平常心」准予保全王金平黨籍，高院若認為地院不是「平常心」或確為「平常心」，都有個結果，而後接受檢驗。
但若是高院合議庭本身不能「平常心」，這問題就大了，因為與其他個案最大的不同是：本案的核心問題是權力，若司法遇到了權力就出現遲疑，這是非常嚴重的「再強調」，強調了國人心中對司法原即為權力服務的陰影，果然是真實的。從社會影響層面看，若這種誤解加深，是不利的。
法官一旦坐上審判席，其一言一行都是示範，也揭露了其養成的背景。二○一三年在台灣，審判長引述其支撐兩造和解的最關鍵論述，竟出自中國五代俗稱布袋和尚的「插秧偈」，相信愈來愈多受過現代化教育的台灣公民難免會有諸多遺憾。畢竟，宗教與哲學應該要有更適當的場域來表現。
台灣的司法能不能獨立、進步，成為行政、立法之外的重要支柱，一要建立法制，二要靠人實踐。如果兩者都停留在「前現代」、甚至「反現代」，那這個國家的持續「退步」，就絕對無法推導出「原來是向前」這個超現實、反邏輯的結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