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6至19日，“瓦爾代”國際辯論俱樂部第十次會議在俄羅斯諾夫哥羅德州瓦爾代市召開。今年是俱樂部成立十周年，因此這次會議顯得意義非凡。這也是參加人數最多，規模最大的一次會議。中國華東師範大學國際關系與地區發展研究院院長馮紹雷、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任楊潔勉與該院俄羅斯中亞研究中心主任李新、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盛世良、上海合作組織研究中心秘書長陳玉榮、社科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邢廣程與上海社科院俄羅斯中亞研究中心主任潘大渭共七位中國專家獲邀參會。
與過去數年會議相比，今年的議題“現代世界條件下的俄羅斯多樣化”相對抽象也更寬泛，而實質上討論的是俄羅斯社會的“身份認同”問題。6月1日，俱樂部就曾與中國華東師範大學在上海舉辦過一次題為“全球化時代的身份認同：中國、俄羅斯與跨國經驗”的圓桌會議，為剛剛落下帷幕的年度會議打下伏筆。會議召開不久前，全俄社會輿論調查中心還應俱樂部請求，專為此次十周年會議進行了一項名為“當代俄羅斯的身份認同：維度、挑戰與答案”。那麼，俄羅斯的多樣化與俄羅斯的身份認同究竟有什麼關系？多國資深俄羅斯問題學者是否在為期四天的會議中找到答案了呢？
轉型時期的俄羅斯需要“身份認同”
中國華東師範大學國際關系與地區發展研究院院長馮紹雷認為，瓦爾代會議此前的議題相對更“技術性”，今年會議的主題看似哲學化，卻代表俱樂部本身的思想深度在不斷提高。上海社科院俄羅斯中亞研究中心主任潘大渭則指出，從心理學角度講，“認同”是人的最後一道自我防線。“當今世界是多元的，社會生活瞬息萬變，這必然對‘身份認同’造成障礙。在多元文化的交匯中，原有的‘認同'很可能會被消化掉。怎樣在不斷變化的環境中保持統一觀念的整合力？我想這就是此次會議要討論的主題。”他說。
對此，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俄羅斯中亞研究中心主任李新的說法更形象：“身份認同相對于多元化和多樣性，和地區一體化相對于全球一體化性質相同。”
與會的中國專家們認為，和中國一樣，新俄羅斯成立至今20多年來，又到了轉型時期。據潘大渭說，研究界公認，轉型社會最重要但最缺乏的是信任感，這也是俄羅斯目前遇到的難題。他認為，俄羅斯民眾相信普京總統，但不相信政府和執法機關，並且人們沒有共同的價值觀。
對此，中國社科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邢廣程表示贊同。"俄羅斯亟需找到一個最佳的主流價值觀使全體公民凝聚到一起。在葉利欽時代，這種尋找似乎已有了定論，那就是把西方‘民主、人權、自由'的那套拷貝過來，但很快人們就陷入了迷茫，因為經濟上的西方模式不適用于俄羅斯，精神上的意識形態老百姓又不認同。這次瓦爾代會議也未必能夠解決這個問題，但至少能夠引起各方對此的關注。"他說。
而馮紹雷認為，俄羅斯的政治理念概念模糊，各種政治流派相互間界限不十分清晰。“美國和歐洲屬于經典型，黑白分明，而俄國就不一樣，忽東忽西，忽左忽右，各種主義都一鍋粥攪在里面......拼命的想理出頭緒來，又理不出來，亟需整合。”他說。
“俄羅斯向來認為自己是歐洲國家”
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盛世良是第七次參加瓦爾代會議了。他有句名言：俄羅斯人一直以“最歐洲化的亞洲人”自傲，同時又深以“最亞洲化的歐洲人”自卑。在這個問題上，邢廣程也持相似觀點。他認為，俄羅斯打心底里不願承認自己是亞洲國家，向來以歐洲國家自居。
而馮紹雷向記者的講述更印証了這點。“有次我向普京提了個很長的問題：您高度評價過不少知識分子，其中利哈喬夫是西方派，伊林是強國派，古米廖夫是歐亞派......他們所代表的方向都是不同的。您想把俄國帶去哪里？他的回答是：俄國是個歐洲國家，我們信奉的是基督教。”他回憶道。
“一個明明亞洲土地面積占大部分的國家，非要把自己歸為歐洲國家，歐洲不願承認；絕不願承認自己是亞洲國家，但又不願讓亞洲這部分獨立出去。這樣一來，怎麼可能不糾結，不導致意識形態上的分裂？”他說，“實際上，歷史上幾乎所有哲學家都認同，俄羅斯是極可能從一個極端快速跳躍到了另一個極端的民族”。邢廣程指出，這也是俄羅斯很難為自己找到明確“身份認同”的原因之一。
他進一步指出，盡管如此，普京講究實用主義，從第二個任期起就開始倡導“歐亞主義”。“實際上這才是俄羅斯的本質——俄羅斯歷來就是歐亞的橋梁。”邢廣程強調說。
對外的“身份認同”：重築歐亞聯盟之夢
會議第二天名為“歐亞的未來”的夜談專場上，邢廣程發表了題為《歐亞大陸的挑戰和機會》的報告。報告指出，缺少烏克蘭的參與，由俄羅斯主導的歐亞統一經濟空間和歐亞經濟聯盟就談不上真正意義上的完整。
他並不完全認同俄羅斯倡導歐亞聯盟是簡單的爭奪勢力範圍的說法。邢廣程指出，古羅斯和東正教最早的發源地在基輔。失去了烏克蘭，俄羅斯現在是沒“根”的國家。“從歷史上看，俄烏白三兄弟一起才是打遍天下無敵手的大俄羅斯。作為一個歐洲國家，失去了烏克蘭與白俄羅斯，俄羅斯現在處于把其歐洲核心地區甩出去最多的歷史時期。”他說。
邢廣程指出，俄烏本是同根生，現在非但要分家，後者還要“進別人房間去（加入歐盟）”，俄羅斯作為老大哥自然“很生氣”。“其實俄羅斯現在並沒有要三兄弟重新‘一起過’的意思，只是希望再成立一個共同的組織，聯手幹點能夠保証三方利益的事。但即使是這樣的想法，烏克蘭都不是很願搭理。”他說道。
他繼續說道，烏克蘭是所有獨聯體國家中“去俄羅斯化”最強的，它和歐盟及俄羅斯之間就像一段三角關系，烏克蘭竭力要與歐洲達成一體化，但歐盟在這段關系中占據主動地位；而俄羅斯一心想要“娶烏克蘭過門”，但烏克蘭願不願嫁很難說。
邢廣程表示，盡管俄羅斯已給了烏克蘭一些好處，但尚不足以使烏方臣服；而此前兩國的“天然氣大戰”有點“霸王硬上弓”的感覺，其實是挺“傷感情”的。“這樣一來，烏克蘭就更加看清楚了--老大的脾氣還是沒改，我去只能當老二。”他說。
邢廣程認為，盡管烏克蘭在概念中的“歐亞聯盟”和其他獨聯體國家相比必將占主導地位，但一旦向這個方面邁步，“歐洲的大門就可能永遠對烏克蘭關上了”。他還指出，實際上歐洲要接納烏克蘭也有些牽強。“一方面，歐盟成員國眾多，有點‘消化不良’，進一步東擴力不從心。此外，烏克蘭即使和波羅的海三國相比，市場經濟基礎仍較差，和歐洲標准是有差距的。再者，歐盟和北約也必須顧及俄羅斯的面子，不能把俄羅斯逼瘋了。”他說。
邢廣程說，俄羅斯國力剛剛起色就開始重整獨聯體，即便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20年的時間也太短了。他認為，俄應首先大力發展本國經濟，有能力在其他國家遇難時施以援手，向心力自然就來了。“目前看來，先從經濟上開始聯盟的做法是正確的，關稅同盟的正面作用超出了預期。”邢廣程指出。
瓦爾代會議之于中國：顯示軟實力的最高形式
馮紹雷可說是瓦爾代俱樂部的“元老”，在會議舉辦到第三屆時首次受邀出席，並在2010年成為七人國際顧問委員會的一員。俱樂部成立初期，只有馮紹雷這一位中國學者參與其活動，是他把越來越多的中國乃至日韓專家引薦到這個平台的。可以說，馮紹雷是親眼看著俱樂部一步步成長起來的。他指出，中國對俄羅斯和對國際政經發展在許多方面仍缺乏了解，他希望中國同行能盡量多的參加瓦爾代會議，這里不僅能深入了解有關俄羅斯的各種信息，而且能接觸到俄羅斯最關鍵崗位的最高層官員，獲悉該國的主流策略方向，對其今後的發展趨勢做出准確判斷。
馮紹雷說：“盡管中國不斷發展，但國際交往方面的工作仍不足。相反，俄羅斯投入國際交往的決心和熱情讓我感動。”他希望這方面鄰居的做法能對中國有所借鑒。盛世良也認為中國應加強在國際上的話語權。“我在對俄研究界中經常說，我們在國際上要善于提出合理的，‘利己不損人’的建議，爭取達到雙贏目的。”他說。
馮紹雷對俱樂部善用國家精英層的做法給予高度肯定。“俄羅斯和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社會分化不如歐洲北美清晰。在這種社會中，精英層起到重大作用。這部分人是政府的智囊團，能夠與領導人溝通，同時能通過媒體發聲。”馮紹雷說。
上海合作組織研究中心秘書長陳玉榮表示，她十分欣賞瓦爾代會議這樣的模式。“在如此短的時間內獲取到有關俄羅斯的豐富信息，對我們這些學者來說很重要。”她說。陳玉榮還指出，這是俄羅斯把自己推向整個世界的平台，向全球宣傳國家的風貌形象。盛世良對此表示高度認同。“瓦爾代會議是顯示軟實力的最高形式，比中國在外宣領域投入的幾十億都管用。”他說。
陳玉榮指出，瓦爾代會議還是交流的平台。“我們都是研究人員，不是來給誰拍馬屁的，說的都是有關俄羅斯和國際政經的實情，能夠使俄國政治家和學者了解到外國‘俄學家’的真實想法，對他們制定本國的內外政策是很有幫助的。這也是瓦爾代會議最關鍵的價值。”
不過，在潘大渭看來，瓦爾代會議無非是俄羅斯向世界証明其開放，即“能夠聽得進各種不同聲音”的手段，對議題的討論是否真的有助于俄羅斯制定國家政策，他持懷疑態度。馮紹雷也有這方面的擔憂。“俄羅斯各派精英十分講求原則性，接連討論了幾天，有沒有形成共識，找到相互間的共同點，能夠在將來的工作得到實踐，並成為戰略發展的基礎？對這點需要打個問號。”他說。
在談到中國是否能夠借鑒瓦爾代會議的模式時，馮紹雷說：“或許中國不一定非要套用這個模式，但借鑒它應該能使我國制定決策的過程更靈活，也能使我們吸納智慧，清楚了解外界對中國的看法，令我們在外交上更主動，更自信，並且更有分寸，不會被輕易‘捧殺’。”
作者觀點不代表俄新社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