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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報犇報聯播:無悔─陳明忠回憶錄(八)刑求逼供(下)

立報/立報犇報聯播 2013.09.15 00:00
無悔─陳明忠回憶錄(八)--刑求逼供(下)口述整理/李娜(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

校 訂/呂正惠(人間出版社發行人)

灌辣椒水,辣椒水通過喉嚨後,也就不怎麼覺得嗆了,只是會流眼淚。但灌汽油就太難受了,我儘量吐出來,但還是會吞下一部分,兩三個月內都還會感覺到體內的汽油惡臭味。而且很奇怪,會放屁,白天能控制,晚上睡覺的時候,砰一聲,自己也被嚇醒;同房有人跳起來,說,什麼聲音啊?

把電線綁在腳趾上,然後通電。鋼絲捆成一捆,打背和腿,太痛了,比棍子不知道痛多少倍。打過後一個禮拜,身體都不能動,動一下,全身都會痛。背上、腿全都黑了。醫官想要擦藥,因為面積太大了,沒辦法擦。

我的脊椎給打到錯位,所以後來神經會麻木,走路跨台階時會摔倒,拿杯子會掉下來。或者拿東西以為拿到了,其實沒拿到,神經指揮和肌肉活動之間有落差。我早就知道會麻木,只是現在越來越嚴重了。

按照第一次坐牢的經驗,我知道有些罪狀只要一承認就免不了一死。當然不承認也還是99%會死,但還有1%的機會可以活。因此無論如何都得挺下去,更何況挺不下去就會牽連很多人。在最痛苦的時候,我也想:算了,太痛苦了。想要我承認什麼就承認什麼吧!剛好這個時候,碰到刑求的一個空檔,前一批問案的人要輪換,他們先走了,而後一批人還沒來,我一下就睡著了。我做了一個夢,夢見我和一個劍道高手對決,他如果一劍劈下來,我根本躲不及,我忽然就想通了,我不躲,就直接朝他身上刺下去,同歸於盡不就好了。我想到一首日本和歌(短歌),「身を捨ててこそ浮ぶ瀨もあれ」,翻譯成中文,大約就是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意思。痛到極致也就是死了,最多就是死,很簡單,但是很重要,我終於想開了。

我終於體認到,被刑求的時候,精神力的支持是最重要的,只要精神沒有崩潰,肉體上的痛苦是可以忍受得住的。而且,只要認為「我不過是生錯了時代,才會遭遇到這樣的痛苦,但我並沒有走錯路。」精神就不會崩潰了。做了這個夢以後,我的精神堅定了,以後的刑求,痛還是痛,但不會動搖了。這樣又經歷了第三階段五天五夜,第四階段五天五夜的另兩輪刑求。肉體上儘管痛苦不堪,但因為精神得到「解脫」,反而忍受得了。有時候刑求結束,我還唱歌,他們還以為我瘋掉了。

刑求的最後一晚,從早上八點到晚上九點,心臟超過負荷,每分鐘的跳動超過兩百次,跳跳跳,我連話都講不出來。恍惚中好像知道,醫生把一個人叫出去,跟他講,不能再用刑了,他會死掉。醫生是個四十多歲的外省人,大刑求的時候就會來,比如老虎凳,夾手指的時候。隔一天再來查,醫官說,心跳沒好,還是不行(不能刑求)。他叫我不能動,我躺著稍微活動一下胳膊,他再來看心跳,就說:你怎麼又動了!

有一次在刑求的時候,我說,我認識一個國際特赦組織的人。他們問我是誰,我說了名字,是日本大阪大學經濟系主任「川久保公夫」教授,國際特赦組織日本分會的副理事長,1976年6月來過台灣,也見過我。他們一查,這個人果然來過台灣。我猜測,如果把我刑求致死,國際特赦組織追究起來有點麻煩,他們就停止了刑求。那個中將說的「就算人進了棺材,口供也要留下來」,我終於沒進棺材。後來那個中將還來看我一次,他走進來,後面跟著一個校官(就是所謂「用科學的方法破了陳明忠案」而後來成為國軍英雄的張偉英上校),幫他拿著茶杯,蠻威風的,我看著他,我什麼話都沒講。

這樣刑求整整三個月,後來我的照片被貼在國父紀念館展覽,大概是破獲匪諜案之類的展覽。那照片,聽說看起來真像土匪一樣,三個月都沒有洗臉刮鬍子洗澡。這是我出獄以後看過展覽的朋友告訴我的。(有人告訴我,陳映真和他太太也去看了這個展覽,陳映真突然走到一個角落去,陳太太跑過去,一看,陳映真正在擦眼淚。陳太太說,你怎麼搞的,陳映真回答,那邊有陳桑的照片。)

問案的人事後對我說:「我們刑求分四個階段。一般在第一階段,大部分的人都會承認罪狀;到了第二階段,剩下的那些不肯承認的人,連叫他承認說『偷古井』(台語諺語),他也會承認。所以第三、第四階段的刑求,我們從來沒有機會用過,你是警總有史以來頭一個,通過四個階段刑求還不肯認罪的人,你練過什麼武功?」

刑求者的無知和我的錯誤

在刑求的過程之中,發生兩件小事,可以看出這些刑求者的無知。有一次,他們把很多香煙拆散,把一大堆煙絲攪在一碗水中,要我喝下去。我跟他們說,你們是不是要我死,喝下去是會死人的,他們才不敢逼我喝。還有一次更荒唐,他們說準備了一澡盆的水銀,要我躺進去。我說,水銀的比重很高,人躺下去會浮起來,你們連這個都不知道。我嘲笑他們,他們很生氣,但無可奈何。

我覺得這些人就只知道用刑,完全不會動腦筋,如果他們都像陳盡忠那麼仔細,也許就會抓到我講話的前後矛盾之處。不過,我到底還是犯了一次錯,讓他們抓到把柄,但沒想到這一次錯誤反而救了我一命。

警總逼不出我和共產黨及黨外「勾結」的口供,他們沒有其他的線索,只能從我家裡搜出來的「禁書」和錄音帶下手。最後定案時,也只有這些東西成了「證據」。

有一本日文書,他們問哪裡來的?我說,一個從日本來的人給的,叫戶部某某,給我的。住在什麼地方?我說國賓飯店。他們去查,沒有這個人住宿的紀錄,回來質問我,我就說,他跟我說他叫某某,我又不能問他說的是不是真名啊。

還有一本書,美國幾個有名的華裔學者去大陸訪問,寫出感想,香港《七十年代》雜誌出版社出版的。台中郭明哲、蔡伯耀兩個坐過牢的朋友影印了上百本後,給好多人看,看書的人被警總查到,調去問,都說書是我給他們看的。審訊時就問我,書從哪裡印的,我說在師大門口哪個地方印的,四塊錢一張。當他們要帶我去找那家影印店時,我就說是我亂講的,你們刑求,我只好亂說。

他們又問,那書到底哪裡來的?我就說,師大一個叫Goodman的留學生幫我去印的。一查,師大確有這個人,但回美國去了。其實我也知道他已經回去了,才說是他。他是師大的留學生,我住和平東路,公車上常常遇到,開始談話,後來我去過他住的地方,發現他關心中南美的問題,知道他是左派,我曾經拜託他在香港買《七十年代》。我這樣呼攏過去,他們終究查不出來。他們說,怎麼你講來講去都是外國人?對我無可奈何。(出獄後,蔡伯耀的太太和孩子來我家,謝謝我沒有講出他爸爸。)

從我家裡還搜出來一卷錄音帶,是顏明聖在高雄的演講。他們問:你怎麼會有這個?你跟黨外有什麼關係?我如果說「撿到的」就好了。我自作聰明,編了一套話,說:我媽媽病了,從台北回岡山看她,媽媽好了,我坐火車回台北,到高雄轉車,因晚上才有臥鋪(台北到高雄,那時要八個小時),還有時間,我就到火車站前面的廣場聽演講,順手就錄起來了。沒想到過不了幾天,他們從高雄找來兩三箱資料,裡面有這個演講的錄音帶。他們問我,錄音帶是不是一樣?我說一樣。他們就說,你說是在火車站前錄的,明明是在什麼什麼廟前講的!這下子被抓到了,整個審訊過程,我就犯了這個錯。

(本文不代表立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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