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衣黑褲白布鞋，滿口檳榔黝皮膚，一張臉不知是沒洗乾淨，還是原本就黑。看似未睡醒的眼角仍留著些許眼屎，複雜的雙眼，充斥著狡黠與不滿，但又有著些許的稚氣，若不是調解會室內禁煙，他嘴巴肯定會叼根煙。
他已經廿歲了，不需要監護人陪同，但有他口中的大哥罩著，又有議員助理關切。案情是他開著借來的車撞擊停在路旁的賓士車，對方除了要求修復外，並未多作要求。大哥只是淡淡的表示：「錯了當然得要負責」，議員助理則訴諸同情牌，他家境清寒、自幼單親、父親重病、從小失學，靠打零工過活，實在無力賠償。對方聽我的建議，在零件方面算了些折舊，但八萬元的償賠金，我也沒把握他有能力負擔，更懷疑他有意願賠償。
他說得要給他三天時間籌錢，於是雙方約定一周後再來討論付款方式。
離去時，他在門口等我，問我這樣和解條件是否合理划算？他的嘴角流露出一抹尷尬笑意，我緊繃一上午的心防，頓時鬆懈下來。我向他分析和解金額結構的合理性，以及不和解的後果，如果手頭不方便，可以和對方商談分期付款。
我拍拍他的肩膀，告訴他對方對他的不認錯、硬拗感到不快，如果他腰軟嘴甜一點，和解金額或許還有調降的空間。他靦腆地笑稱，他已經被對方罵到快臭頭了。
一周後，他帶著朋友湊給他的八萬元一次付清給對方。我給他一個紅包袋，要他用雙手交付，他雖然有些扭捏，但還是照作。
雙方都離去後，全程觀看的調解會助理對我說，這樣的小孩比「白面書生」講理多了，我回她，「也更講禮」。
（本文作者王威鈞現為台北市談協會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