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台灣、香港或中國大陸，「公民社會」與「新公民運動」蔚為火紅字眼。但隨著這個字詞的廣泛使用，召喚出的，決不只是進步性的「抵抗權」；「公民身分」連帶投射出「公民素質」與「文明論」，綑綁住大眾忍耐「公民抗命」的底線，並定義實踐「抗命」權利的身分資格。於此，「公民社會」同步召喚的反動、排除的面向也一併浮現。
這股潛存在我們身處社會裡的龐大勢流，運用虛妄自大的「文明」想像，動員資產階級保守性，進行著再「恭民化」運動。例如：台北車站悄悄頒布1樓大廳禁止「吃喝躺」的禁令，讓「文明」成為公民自我教養的無形律令。欲對抗這種「再等級化」勢流，祇有從暴露「公民社會」的階級性開始，從發掘「公民素質」標準如何踐踏現實「賤民」開始；從辨識「公民社會」是否願意超越對於事件的「公眾憐憫」的道德性投射開始。
惟有真正正視其內蘊的保守性質與排除體質，才有可能擺脫「公民社會」文明進步說內蘊的「暴力排除」性格，跳脫「公民」慣行的代議政治，腳踏泥土，承認、並看見，現實話語裡一點也不「公民」的普遍鄉民。
陳虹穎／文化評論人
右看：獨立的公民精神受威脅
香港「占領中環」、台灣「洪仲丘事件」與苗栗大埔土徵爭議，引發的一系列公民抗命。這些運動，皆以「公民」字眼，對比當前「私立政府」的本質，企圖召喚更廣域的身份認同號召。
不過最近有兩個例子，或可看見這波「新公民運動」內藏的保守性正在擴大。例如台北市副市長張金鶚最近宣布將由北市府拿人民納稅金，扶植30至50個具備建築、規劃、不動產估價等專業證照的NGO，協助人民解決都市更新過程問題。看似鼓勵NGO發展，卻避於回應都市更新的資本積累目的。人民稅金被「政府」用來培植一堆負責潤滑政府執行都更政策的「非政府團體」。
這分明是對「非政府團體」獨立性賦予的最大威脅與污名。參酌韓國前總統李明博政府打壓公民團體的經驗，當時李明博政府表面上亦維持對於NGO的扶植與鼓勵，私下利用查稅惡整不聽話的NGO。無獨有偶，他當時也大量扶植假NGO，以競標機制看似公平地搶奪既有團體與政府合作項目，強制執行「真名登記系統」，並對於不安於「河蟹」伎倆的NGO工作者，控以危害國家安全（內亂罪）之罪名。
眼裡只有「公民」，同時以自身文化與專業水平為其他人民貼上賤民標籤者，實際上是威脅公民團體獨立性的最大劊子手。
陸已興／國小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