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號稱有兩黨政治，從議事殿堂到日常政見都有很多交鋒，對抗的矛盾甚至有水火不容的態勢，但是直到特偵組自爆偵查內容後，才赫然讓人覺悟，原來檯面上公開的政治對抗，背後卻是兩黨國會龍頭、立法委員的私下頗有交情，不時展現惺惺相惜的情誼。這個現象完全顛覆了我們對於統獨議題，以及眾多政治議題時，兩黨尖銳對決的理解。
此案最引發政治效應的根源在於，國民黨高層將整個案件定調在清廉、道德的層次，甚至認為政治人物應該主動對於司法案件保持相當的距離，談話動輒以道德高度作為出發點，雖然看似符合民眾對於廉潔的期待，但是，具備法律專業素養的政治人物，談話卻偏離本行，也反映了台灣不存在政治、法治議題，而只剩下道德議題。這與資產階級的民主理念中，強調法律規範、法治、實證的理念，完全相違背。
更特別的是在於各方將此案背後的動機，朝向要「重新塑造執政黨在國會議事運作的秩序」，這是完全不顧民主政治的運作原則。媒體在報導時將此次關說疑案上升到政治鬥爭的層次，隱含而不願明說的推論基礎就在於國民黨內存在主戰、主和兩派，主戰派認為政治實力並不遜於在野黨，卻因為一再忍讓而讓許多政治主張、法案在立法院難以推動，以至於國內政事空轉，因此如果能夠形成黨、行政部門、立法部門的同心一志，就能讓政治運作更有效率。而媒體不斷地朝向「國會議長更換後對於國內政情影響」的各種報導、推演，就讓整件事非常的具有張力。
強化政治作效率的觀點未必是事實，但是反映了許多政治人物、媒體對於國內政情的想像，也就是把民主政治想成是夾帶民意的菁英政治。這種思考，我們並不陌生，歷來對於台灣經濟起飛奇蹟的回憶論述，都不缺乏「強人政治加上技術官僚而讓政策執行很有效率」的觀點，甚至近來本地媒體對於日本政情的描述，也會不時地看到這種論點。
這種對於政治運作的想像是偏離民主的原則，打著民主旗號卻沒有民主的思維，而只剩下政治操作的思考，將政治運作侷限在黨的紀律，而忘記了立法委員是靠著民眾一票一票選出來的，既然身為民意代表，理當在立法院反映民情，即使沒有民眾現身直接要求，立法委員也應該將民意放在心上，這是最起碼的資產階級民主論述。
然而，台版的民主論述卻連最低標準都沒有達到，所謂的民主變成是政治人物取得選票的支持後，進入立法院以後主動為民眾設想哪種方案是最好的，然後在議事效率的大旗下來進行政治運作。這不是民主政治，而是用委託的方式，夾帶民主形式的菁英政治。媒體、政治人物似乎忘了，號稱民主的政治運作，就無可避免的要融合各種不同的意見，在這種狀況下，除非壓抑個別的主張，甚至回到戒嚴時期，否則是難以形成有效率的決議。
而更特異的是，當媒體在報導國民黨內的黨紀處分原則時，似乎忘了，就算是列寧式的革命政黨，在貫徹黨紀時都要遵守黨章規範、運作流程，國民黨黨章對於這部分的規範有數套，不同的方案其實可以展現不同的政治高度。然而，媒體對於開除黨籍的流程描述，卻選了一個最不能展現民主高度的選項，如果不是媒體功課未做足，就是將政治理解成強人政治的年代。
媒體、政治人物對於國會龍頭的關說疑案的思考方式，顯示台灣距離所謂的民主法治，還有很遙遠的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