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求逼供（上）
口述整理／李娜(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
校 訂／呂正惠(人間出版社發行人）
第一階段的逼供
「人進了棺材，口供也要留下來。」這是警總副司令交待的。當然，他們要的是他們想要的口供，這種口供我不會給，所以接下來的就是一連串的刑求，「生不如死」。
第一階段六天五夜。他們四個小時換一組人，不斷的疲勞式審問，他們換人，我卻不能休息，連續審問了六天五夜。他們要我承認這個，承認那個，我什麼都否認。他們罵，「黃妮娜都講了些什麼什麼，你還不承認！」他們不斷的罵，這樣我就知道黃麗娜到底講了些什麼。問案的人越急，就越露出了他們的底牌。這樣一輪審問下來，我差不多就瞭解了他們掌握了什麼。
我已經有過一次被審和坐牢的經驗，知道如何對付他們。這種疲勞轟炸式的審問，電燈一直照著眼睛，不給睡覺，普通人三天三夜就完蛋了。我體質好，能忍耐，問案的人還問我：你練了什麼武功？還有一點很重要，你的回答不能前後矛盾，只要被抓到，他們就死扣住不放，所以腦筋要非常清楚。我那時47歲，身體還可以，撐得住。
他們還鬧了一個笑話。我五〇年代第一次入獄時，並沒有承認加入共產黨。我只承認加入「社會革命黨」，事實上這是我被刑求時胡亂揑造的，根本沒這個黨。保安司令部怎查都查不到這個黨，最後胡里糊塗的定罪，歸入叛亂雜案，說我參加的「台灣民主聯軍」（即二七部隊）就是叛亂組織。這是二二八事件的事，國民黨已經表示既往不究，怎麼能說是叛亂組織！所以問案人員一查我的資料，也覺得莫名其妙，還問我1950年為什麼被抓？我說你們抓的啊！他們說，不是我們，那是保安部抓的。這是睜眼說瞎話！保安司令部根本就是警備總部的前身，怎麼會沒關係。
他們問案的一個重點，是香港的《七十年代》雜誌上當年刊出的一篇文章，〈台灣政壇老兵郭雨新〉，署名戴乃民。68歲的郭雨新競選立委，竟然落選了。這篇文章把國民黨作票的很多細節都寫了出來，包括許多村子開票時國民黨怎麼破壞，怎麼弄出廢票，最後廢票竟然有八萬張！天下哪有這種事！這就是台灣「民主政治的真相」。這篇文章後面還有一篇，是講顏明聖的。在同一次選舉中，顏明聖在高雄地區競選立法委員，選舉結束後他被抓了，判了十二年。
這兩篇文章，尤其是講郭雨新的那一篇在《七十年代》上發表後非常轟動。因為他有憑有據的戳穿了國民黨的民主假相，影響很大。這一期雜誌回流台灣後，黨外的士氣跟著高漲起來，國民黨很緊張，很生氣。警總懷疑文章是陳映真寫的，拿這個問我。
我說我不認識陳映真。我被捕前已經把電話簿撕成一片一片，用抽水馬桶沖掉，但我留下一本舊的，裡面沒有陳映真的名字，所以我可以說我根本不認識陳映真。後來「美麗島事件」中王拓被捕，刑求他時也問這個事情。王拓根本不知道啊！這件事只有我和陳映真知道。資料是蘇慶黎從當時擔任郭雨新秘書的陳菊那兒拿到的，我讓陳映真寫出來，交給朋友帶到香港在《七十年代》刊登。這應該是陳映真第一篇報告文學，比〈當紅星在七古林沉沒〉早。這件事到現在都沒有公開出來。陳映真在這篇文章中故意改變了文章的風格，不過警總還是懷疑到他。
後來我聽說，在我被捕後的當天早上，陳映真聽到消息了，穿著睡衣在街上亂走，半個小時後才冷靜下來。因為除了文章之外，還有一件更重要的事。那時候，《台灣政論》開始排斥左派，不刊登我們的文章（不過，他們出到第五期後也被停刊了），我們就想自己來辦雜誌。當時蘇慶黎的前夫鄭泰安，一個精神科醫師，辦了一個《夏潮》雜誌，出了三期，不想辦了，我們決定把它買下來。
當時還是戒嚴時代，申請辦雜誌很困難，買別人的雜誌比較快。陳映真和蘇慶黎找我商量，人和文章都聚起來了，但沒有錢，需要60萬準備金。我說好，我來想辦法。我沒錢，但朋友有，我就找出獄的老同學籌錢。7月3日晚上十一點左右，我把第一筆錢交給陳映真，7月4日我就被捕了。夏潮的人很緊張，陳映真都準備著被捕了。關鍵是我的舊電話簿裡沒有陳映真，我不承認認識陳映真，我挺住了，他們沒法查下去，這樣，陳映真和蘇慶黎都沒有被牽連進來。
有一天來了一個人，對我說：第三組的人不是你的對手，我可不一樣（後來電視上說，保安處第三組張偉英，「用科學的方法破了陳明忠案」，成了國軍英雄，簡直胡說八道）。他說，你那本電話簿是舊的，應該還有本新的。我說沒有新的，就只有這一本。他說，你有一個朋友叫陳玉璽，你有他的地址，但卻是舊的，你應該還有一本新的電話簿，記了他的新地址。我回答說：他以前住在三重，後來搬到民生社區，我知道，但你們經常跟蹤他，他覺得麻煩，所以新的電話、地址都沒有給我，說有事情他會來找我，不要我找他。我的回答合情合理，他也無可奈何。
我一邊應付他，一邊想，這個人到底是誰啊？確實厲害。我突然想到一個人，平常大家提到警備總部的這個人，都說他是專門負責對付高級知識份子的，常請他們「喝咖啡」，我想可能是他。他對付不了我，要走了，我就問：你是不是陳盡忠先生？他吃了一驚，連說「不是不是」，就趕緊跑掉了。
當天晚上，他帶了三瓶酒和菜來押房，說：沒錯，我就是陳盡忠啦，你怎麼知道我？我說：你大名鼎鼎啊！他跟我喝酒，想要把我灌醉，想讓我酒後吐真話。我被捕前在東大做副廠長兼技術部主任，常常應酬（東大食品公司，生產「乖乖」，是相當有名的大公司。現在的「旺旺」，那時是很小的小朋友）。老闆糖尿病，不能喝酒，我就替他喝，我酒量好，台灣人叫「酒桶」那種。日本人喜歡去酒家，所以台北那些大酒家，我差不多都帶去過。三瓶酒喝完了，我一點問題沒有。他想灌我，哪有那麼簡單。
我和黨外來往，警總的人也找不到任何證據。我和黃順興、康寧祥等人來往，知道他們出門時，警總的人會跟蹤，所以約好了餐廳，我都是提前一個小時在裡面等，聚完餐後，他們都走了很久，我才離開，所以警總的人根本找不到我跟他們來往的任何痕跡。
以上所說的這些，他們抓不到證據，問不出口供，就想盡辦法刑求，那真是痛若無比啊！
三輪刑求
第二階段，五天五夜的刑求。他們一邊問，一邊刑求，不讓睡覺，給吃東西。但我吃不下，開水喝得比較多。也給香煙。醫官在旁邊，看看差不多就量血壓，不行就告訴刑求的人休息一下。我就能睡一會。
八個人刑求我一個，有時候幾種刑一起來。有的按手，用小棒夾手指、腳趾後加力，同時兩個人用長棍子在兩條腿上加力；有的通電，再一個人拿著汽油，等電通了，嘴巴張開了，就倒汽油下去……
坐老虎凳，弄得我整條腿都完蛋了。磚頭再壓下去，眼前會發黑昏倒，兩三個星期不能走路，也不能爬。上廁所，只好用背靠地走路，用手向後劃，關節痛得不得了。現在我的膝蓋這樣差，就是當年坐老虎凳的結果。
運來兩塊大冰塊，讓我光著身子躺在上邊，旁邊吹著電風扇，這麼審問。刑求的人說，「一個冰塊80元，兩個花了160元，你看我們對你多好。」皮膚、肌肉冰一段時間就會麻痹失去知覺，倒不覺得痛苦了，但同時夾手指，把牙籤插入指甲和指甲肉中間時，痛得小便都失禁。這樣冰了九個小時，按理會凍傷，但因為夾手指太痛，身體一直亂動，反而沒有凍傷。
（本文不代表立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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