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臉書的「言論自由」有無規範？這一點，其實憂心者不少，只不過一談到規範，目前只能訴諸發文者自律，再不然就是受辱、受委屈的一方揚言興訟止謗。
臉書自律，按理說人人皆應如此，但若要嚴格要求，恐怕若干特殊身份的人們更應自覺自惕。
台南高分檢檢察官黃朝貴或許就是最好的例子。因為他透過臉書，惹來兩件風波，而「聲名大噪」。
其一，因為搭高鐵上台北，黃朝貴目睹移工齊聚車站，而發出「台北車站已被外勞攻佔」的臉書。
雖然事後黃朝貴解釋，動機純良，只是發表乘客心聲，提醒外勞齊聚影響乘客通行云云，但仍被人批評黃朝貴用「攻佔」語言充滿歧視暗示性。
無論如何，發文者對穆斯林移工在齋戒月齊聚的脈絡顯然不清楚；甚至，更不知「攻佔」語言，就算內心真無歧視之意，但在國際間，若有公眾人物用了這類字眼描述少數族裔的聚集，除了道歉下台，別無其他選擇。
用字嚴謹，依據背景、原因與事實而仔細推敲，難道不是司法人員應有的基本素養？
其二，則是黃朝貴剛引發的「烏龍風波」。因為「質疑」某雜誌的民調「客觀性」，結果引來當事人的抗議與要求澄清。不久，黃朝貴再度於臉書上發表：因為「不瞭解作業程序，導致不當質疑」的道歉聲明。
這是什麼景況？一個堂堂檢察官，先是在臉書上「質疑」，之後又因「查證」確認「因個人不瞭解狀況」而「道歉」，這究竟是個人疏失？還是對司法威信的輕踐？為何理應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的司法人員，在發言上變得和名嘴的影射手法無異？
當立委放棄在立院問政，猛跑攝影棚；當檢察官也熱中在臉書上以個人身分抒發「感想」、「質疑」，國政焉能不亂？
也難怪，有人戲稱，台灣凡是有「院」字的，例如法院、立法院，經常是民怨的集中地。
擁有社群媒體，是傳播工具的解放，但在輕鬆上手的背後，勿忘自己所背負的公共責任與形象。公眾人物，使用社群媒體，宜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