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寫西讀－於是，他們給花戴上手銬

他叫「阿拉巴爾」，費南度．阿拉巴爾，身高159公分，1932年8月11號出生於西班牙北非領土梅利亞。是的，阿拉巴爾，Arrabal，他寫小說，也很幽默，但請不要將他跟捷克小說家「赫拉巴爾」（Hrabal）混為一談！ 那，小說以外，他還做些什麼？ 劇作家，散文家，畫家，演員，電影及劇場導演，歐洲劇場的恐怖小孩，重要的無政府主義者，最後一位在世的超現實主義運動參與者，慌亂運動發起人……。有人稱他小丑，也有人將他捧為佈道家，天主教衛道份子視他「異端」，恨不得把他送上火刑台，但對左翼共產黨來說，他又像背上芒刺，想拔又拔不掉。以上都是他，但我認為，如果必需做唯一的選擇，還是應該稱他「詩人」，因為這才是最能代表他、也最接近他本質的頭銜。 阿拉巴爾1969年的劇作《於是他們給花戴上手銬》，背景設在1936年西班牙內戰期間和30年後的月球，兩個交錯的時空交織四個政治犯的瘋狂與夢境（1966年人類登月時，西班牙獨裁者佛朗哥還沒過世），抒情又暴力，既像聖經啟示錄又像歐洲十六世紀的滑稽劇。1969年，學運的餘溫猶健，在毛派口號一面倒的時代出現「給花戴上手銬」這樣詩意的標題，正是阿拉巴爾詩心的代表。 瘋狂，而且非常瘋狂 當然，詩人有他瘋狂的一面，而且非常瘋狂，就像他很熱情，而且非常熱情一樣。剛認識他的人以為他愛挑釁，可以隨便胡鬧；的確，每次聚會人一多，又有初次見面的人在場，詩人就會變得非常興奮，在紅酒（一種貼了阿拉巴爾標籤的廉價紅酒，像醋，是詩人的最愛）的助興下，腎上腺素快速分泌，西班牙口音的法語配合豐富的肢體動作，演說，朗誦，歌唱，兩小時下來都不會顯得疲倦。 詩人喜歡唸一首為法國另類搖滾樂團Paris’Click所寫、題目是《我們是陰溝裡的老鼠》的詩，而且以法文跟西班牙文輪流朗讀： 咱們是陰溝裡的老鼠…… 屬於噁心的回憶 屬於沒有聯繫的學派 屬於沒有要點的話語 屬於永遠的謊言 咱們是陰溝裡的老鼠…… 屬於過期的當下 屬於曖昧的歡愉 屬於牲畜的宿命 屬於被擊垮的功勛 咱們是陰溝裡的老鼠…… 屬於悲慘的希望 屬於存在的痛苦 屬於脫隊者的磨難 屬於永恆的憎恨 …… 每次詩人用高亢又富有節奏感的方式念這首詩的時候，一屋子的人，不論懂不懂法文或西班牙文，都會被他充滿感情又有點沙啞的嗓音所感染。 這首詩其實頗有自況的意味，看似歡愉的詩人其實背負著難言的傷痛。阿拉巴爾的父親畫家老費南度支持反佛朗哥的共和軍卻遭出賣，被判死刑又逃亡、離奇失蹤，是詩人糾結一生的創傷。阿拉巴爾曾認為，父親的繫獄是由於母親的出賣，而母親之所以出賣父親又是為了保護他，母子間因而產生一種愛恨交織、緊張又疏離的關係。成年後，阿拉巴爾到處打聽父親的下落未果，甚至探聽到等待槍決的父親乃是因為跟獄卒產生同性戀情，因而一起越獄、不見蹤影的離奇說法。虛實難辨的時代悲劇反映他的作品中，也成為他投身藝術創作義無反顧的動力來源，在電影《死亡萬歲》（1971）、《格爾尼卡之樹》（1975）或書信體散（論）文《致佛朗哥》、獨幕劇《情書》中，我們可以看到他與祖國西班牙和與母親之間情感與倫理上的糾葛，甚至在大散文《致史達林》中談到史氏母子、史達林與祖國喬治亞的關係時，也都隱約投射了自己的影子。 徹底的「西班牙」藝術家 阿拉巴爾是徹底「西班牙」的藝術家，但他熱愛屬於文化與藝術、而非政治的西班牙。由於父親遭出賣的事件及童年親身經歷的佛朗哥統治，阿拉巴爾跟他同時代積極的知識分子／藝術家不同，不信任政治，也不參與任何形式、立場的政治黨派，甚至超現實主義同僚紛紛加入的共產黨，他也保持了冷靜的距離。西班牙內戰與佛朗哥的統治對西班牙影響至深，至今鬼影幢幢，阿拉巴爾選擇定居巴黎，作一名「自願的流放者」，因為只有在這個多元的城市他才能實踐他最高的信仰：自由。 在巴黎，阿拉巴爾參與超現實主義者聚會，跟法國作家布列東、比利時畫家馬格利特等人交好，但後來又覺得超現實主義過於依賴想像，脫離現實，因而於1962年2月，與智利作家、劇場／電影導演荷多洛斯基、法國小說家／畫家托波爾（Roland Topor）在和平咖啡館（Cafe de la Paix）創立與超現實主義運動相對、卻又延續超現實運動前衛精神的「慌亂運動」（Le Panique）。慌亂運動的主旨「慌亂才是生命真實的狀態」，也就是阿拉巴爾一生奉為圭臬的創作概念。 「慌亂」諸君中，阿拉巴爾和荷多洛斯基活動性比較強，荷多洛斯基曾導演恐怖電影經典《聖山》（1973）和《聖血》（1989），也將阿拉巴爾劇作《方多與莉絲》（Fando y Lis）搬上銀幕；華文讀者對托波爾則比較陌生，他曾共同創作科幻動畫《奇幻星球》（Planete sauvage，1973），也是波蘭斯基電影《怪房客》（Le locataire，1976）的小說原作。害羞的托波爾已過世多年，癡迷塔羅牌的荷多洛斯基今天則呈現半退隱狀態。托波爾走前將手邊的銅版畫和油畫遺贈阿拉巴爾；阿拉巴爾家到處掛著的這些畫充滿幽默、幻想和焦慮，卻又不張揚，像精靈一般靜靜地看著你。除了達利，托波爾是阿拉巴爾最懷念的亡友，詩人說「沒有一天我不想念他」。 無法歸類的「炸彈」 阿拉巴爾的戲劇與小說與歐洲60年代的氛圍接軌，融合想像、現實、優雅、荒謬，並加上某種程度的殘酷、暴力與性解放。從超現實到慌亂運動，他在不同的時空與題材間自在遊走，並對所有的黨派集團提出批判。保守的評論與學院覺得自己受到冒犯，既然無法歸類這顆「不定時炸彈」，他們乾脆為他按上「瘋子」和「恐怖小孩」的冠冕。 但我認識的阿拉巴爾既不瘋狂，也不恐怖。我有幸跟他單獨對話，聽他談杜象、尤涅斯科、達利、昆德拉、韋勒貝克這些他過去與現在的藝壇好友，以及他著迷的西洋棋、數學和維根斯坦哲學。阿拉巴爾對數理「鉅細靡遺」的偏執讓我想起英國導演彼得．格林納威，他對西洋棋的熱愛則直追阿根廷詩人、小說家波赫士。跟阿拉巴爾談話時，我們各據客廳長桌兩側，由於詩人很少開燈，便有一種慢慢進入時間流的感覺。這棟十九世紀典型的奧斯曼式公寓堆滿了藝術品、書籍，還有——對詩人來說很重要的——玩具。阿拉巴爾的客廳是名符其實的博物館與遊戲場！ 見到阿拉巴爾、固定參與他家的聚會以前，我們已通過一年半的信，我寄資料跟雜誌給他，他則寄來簽名詩集《瘋狂的石頭》、幫昆德拉辯護的小冊子，以及自己拼貼上色的卡片。詩人用現成的郵票、卡片、貼紙做卡片，就像他用現成物跟複製畫「再創造」，普通到要丟進垃圾桶的事物被他一點，馬上變出不同的面貌。最近一次去看阿拉巴爾，客廳陳列著他今年9月要在巴黎蒙帕納斯美術館展出的作品，超現實主義戰友馬格利特的畫作複製品、太太家族傳下來的器物被他拼貼、接合、題字，全變成他自己獨有的創造。 甘受「褻瀆者」的汙名 倘若「巴洛克」（Baroque）這個字代表繁複與華麗、神聖與世俗、明亮與陰暗、狂喜與憂傷、嚴肅與幽默以及生命與死亡的混浴，那我們可以說，阿拉巴爾就是一位充滿巴洛克精神的藝術家。 今年6月法國文學期刊《小說工作坊》（L’atelier du Roman）「阿拉巴爾專號」的短文中我這樣寫著： 我尊敬始終如一的藝術家阿拉巴爾，也喜愛費南度這個人。我們很難得在欣賞一位藝術家的同時，又能跟他建立友誼。費南度這個人跟阿拉巴爾這位藝術家無法分開，多產（戲劇、小說、詩、散文、插畫……）的大師完全與他的作品合為一。對來自一個不同文化的文字工作者，我有幸認識他、參與他家的聚會、聽他高談闊論和與他對話。對華文世界來說，阿拉巴爾的作品揭示了另外一個宇宙。對我們這個古老的、卻又在二十世紀經歷一連串變難的文化與傳統來說，正缺少一個像阿拉巴爾這樣創新、自由、具有批判性，卻又同時充滿柔情與幽默的靈魂。 從1971年發表解剖佛朗哥政權的《致佛朗哥》到1977年佛朗哥過世，阿拉巴爾被西班牙政府列為「最危險的五個人物」。但對獨裁者來說，阿拉巴爾卻比其他四位共產黨籍的反抗者更危險，因為不屬於任何黨派的自由思想與靈魂，比可以鎮壓的肉身、組織與抗爭更難掌握。因此，他們查禁他的作品，拒絕他入境，給予他「褻瀆者」的汙名，為他用心血生出的鮮花戴上手銬。 這就是我們所喜愛的阿拉巴爾。 （本文收入允晨新書《三封寫給獨裁者的信》） （圖／中時電子報。今年7月間阿拉巴爾家的聚會。中間橫臥者為阿拉巴爾，左起第三人為阿拉巴爾的妻子、學者呂絲‧牟侯（Luce Moreau），左二為本文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