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中許多單位，本是該為保護民眾利益而設立。警政單位該是保障人民生命財產的單位，但在大埔事件中卻是協助破壞人民財產的打手，成了地方政府偷偷摸摸破壞民房，並派警察荷槍實彈的壓制聲援的人。
人民授權給政府後，以為政府會負責地運用權力，然而權力腐化人心，而本來是保家衛國的單位卻成為壓制人民工具。
針對該保護民眾的單位成為壓制人民的工具，社會心理學提供了一個見解。
社會心理學中有個相當著名權威的研究，美國心理學家Milgram在1963年做了一個研究，來觀察一般人面對權威時的反應。在這研究中以「研究處罰」為由找人來，一般民眾被邀請來當「老師」，對回答錯誤的學生施予電擊，老師應隨著錯誤而提高電擊強度。
雖然電擊是假的，老師也看不到學生，只能聽到學生的聲音，而由演員扮演的學生在電擊提高時，就跟著提高哀嚎聲，最後甚至不再出聲。當老師猶豫時，就會有研究中的監督者督促老師執行任務。
原本心理學家認為只有少數的人會遵守命令，然而研究卻發現，超過6成的「老師」雖然知道學生極為痛苦、甚至有生命危險，仍會遵守命令。後續許多研究也發現類似的結果。
臨時形成的權威架構，都有超過6成的人會違背良心遵守命令，何況是在行之有年的政治體系。
民眾也需思考：我們是否太容易成為信任權威的人，還是我們可以遵循良知挺身守護需要的人？體系中總會有人盲從受政治人物利用，台灣需要的是體制上的改變，其中一個方式是讓更多弱勢可以獲得授權，讓立法單位可以更多元，嚇阻執政者的不當行為。
但是，台灣選舉制度相當大的盲點就是忽略弱勢聲音，因為立委選舉出了區域立委，在其中較大的政黨輕而易舉跨過5％的全國得票率，除了獲得補助款還附送不分區立委，在國會中就有更多的人來大黨發聲，而弱勢的聲音因無法跨過門檻，在國會自然就少了許多發聲機會。
漸漸地，國會中兩大黨塑造選擇的假象，民眾常被迫於做二選一的決定，其實許多聲音就被掩蓋了，弱勢在其中跟著被夾殺了。
不論族群，任何人似乎都可能成為弱勢，不同弱勢若無法獲得更大權力，將沒有什麼可以約束執政者機制，在國家機器的配合下，最後民眾只能淪為犧牲者。民眾必須透過積極參與公共事，才能求取自保自主的權力。 （臨床心理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