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身感受制度缺失
伴侶盟6月底發起「助人工作者挺多元成家」的活動，在短短1個月的時間，得到573位心理、社工相關領域的助人者連署，以及12篇助人工作者的投稿，希望國家能正視多元家庭的存在。
伴侶盟秘書長簡至潔表示，不管是工作場所、學校或住家附近，騷擾與歧視的問題始終存在於社會各角落。第一線的助人工作者，由於都會接觸到LGBT的朋友，所以特別了解他們的生命故事及處境。加上工作者的專業性，其實他們也最容易看見社福制度的缺失、看見我們所不知道的事情。
家庭承載文明與生命
東吳大學社工系教授王行表示，家庭對於人類文明有重要意義，家庭就是一個乘載體，讓不同的生命可以得到發展。但礙於法令制度，許多助人工作者都注意到看不見的壓迫。
王行回想起10多年前，有2位退伍老榮民，共同生活了10多年。不管他們是同性戀或異性戀，兩人共同生活是事實，彼此過著相互扶持的日子。然而，其中一人過世以後，因為無法滿足法律的要件，結果無法替同伴安排身後事。
▲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21日召開記者會，由聯盟理事長許秀雯律師主持，並邀請（左2起）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秘書長簡至潔、弘光科技大學教授劉安真、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授王行、戲劇治療師林嘉文、愛滋感染者權益促進會秘書長林宜慧與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社工主任鄭智偉，共同分享過去因為缺乏法律明文的對多元成家的保障，導致他們在協助多元性別者解決困難時面臨無「法」可施的情況。（圖文／楊子磊）
弘光科技大學助理教授、心理諮商師劉安真表示，美國的心理學家相信，促進同志的心理健康，必須消除社會中對同志的歧視。所以，美國心理學會早在1997年就公開表示，同志婚姻應該合法化，一男一女的婚姻導致的不平等，對同志的心理健康會造成危害，他們也公開鼓勵學會成員在任何公開場合倡議婚姻平權。
在台灣，有些保守社福團體可能因為宗教背景而不願接納同志。劉安真強調，作為專業助人工作者，必須服膺於專業倫理，而專業倫理明白指出，不能因為服務對象的性別、種族、性傾向而給予差別對待，這點必須恪守堅持。
同志感染者 雙重弱勢
愛滋感染者權益促進會秘書長林宜慧則表示，愛滋一直是社會邊緣議題，差別對待早已是家常便飯，愛滋工作者有時想提供協助，卻面臨無計可施的情況。
林宜慧提到，她的好友阿維，有一名共同生活10多年的外籍男友K，因感染愛滋而必須被驅逐出境。阿維跑來求助，他知道如果外籍感染者是被配偶傳染，就不必被驅逐。阿維寧可坐牢，也希望把K留下。但她只能告訴阿維殘酷的現實：「沒辦法，同志婚姻在台灣根本不合法，你跟K，根本不是『配偶』。」
伴侶盟理事長許秀雯表示，因配偶而感染愛滋的外籍人士不用被遣送出境的例外規定，其實正好凸顯差別待遇的問題。正因為同性伴侶根本不可能結婚成為配偶，反而成為弱勢中的弱勢。
為何多元家庭非得要立法通過？林宜慧認為，如果一開始就剝奪這些權利，就會衍生出種種社會問題，民眾要不要行使權利是一回事，但必須賦予他們這些權利。
伴侶法不能再拖
替老年同志發聲的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社工主任鄭智偉提到，過去台灣在替228或白色恐怖的受難者追求平反時，忽略國家對同志所形塑的歧視與壓迫，其實也對同志構成傷害。
在那個年代，有同志被趕出家庭、被逼著結婚，最後只好跟家人保持距離，但這些都無異於是剝奪同志與家人的親密關係。鄭智偉表示，政府從未針對這些傷害進行道歉，但如果伴侶法能通過，也算是政府還給他們的一種修復式正義。
鄭智偉講述一則真實發生的故事。有一名蔣先生、在18、19歲就因為同志身分曝光，被趕出彰化老家。晚年生了重病，都是姐妹淘跟好友在身旁照顧。過世以後，好友前往他的彰化老家，希望親人出面料理身後事，卻遭到回絕。
最後，家人用代理書來授權，由好友們來處理喪葬事宜。但是幾個月後，不願支付喪葬費的家人，卻出面申討遺產，最後也如願以償。鄭智偉希望，類似的不幸，未來不要再重演。
許秀雯表示，我國早在民國93年的社會福利政策綱領提到，應尊重不同性傾向的差異；民國100年的社會福利政策綱領則是強調，政府要盡一切努力支持多元家庭。
但許秀雯指出，政府把話說得很漂亮，但除了《家庭暴力防治法》將同志伴侶的暴力問題納入家暴的防治系統之外，其他可說一片空白。許秀雯表示：「希望國家真正面對多元家庭社會處境，採取具體行動，否則簽再多的國際人權公約，都無法妝點國家的人權破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