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面對協助拆遷戶捍衛家園事件，從農民、學生乃至於社運團體，對於苗栗大埔案的關注與使出的力道，都遠遠超過「南方大埔」案，公民意識在天平兩端游移，孰輕孰重？耐人尋味。
事實上，大埔案在執行強制拆遷後，農村陣線、聲援學生團體外，在最近幾波抗議陳情行動中，反風車、反崎頂及灣寶開發等自救會，甚至嫻熟法規的律師團體都陸續加入，戰火更從國內延燒到馬英九總統出訪的中南美洲友邦。一波波激烈抗爭行動，占據偌大新聞版面與時段。但「南方大埔」案面臨被拆遷住戶的權益，彷彿頓時停留失憶狀態，偶見如台北大學副教授廖本全怒嗆民進黨外，鮮少團體撻伐南市主政者或政策爭議。
建築學者漢寶德曾表示，「民主社會最難解決的是公權力與私權力間的界線」。拆遷戶擁憲法保障居住權，處境讓人同情，但法院判官方勝訴要弱勢拆遷，癥結就在於公共利益。接連的抗爭讓警察勤務加重甚至受傷。
中華警政學會理事葉毓蘭曾說，在台灣，警察常成人肉盾牌，抗爭中常受傷，儼然成職災，呼籲社運團體追真相、挺弱勢時，也要顧及來自各方子弟的警察人權。
所謂公民意識，必須具備獨立思維與理性人格；自由判斷與選擇意識，並勇敢承擔決策的後果；其三即公民責任意識，更要在單一途徑的法律領域與多重途徑的道德領域，區分出責任與義務。綜合觀之，公民意識檢視事件，豈容游移中心點用兩套標準？更不能淪為政治權威的附屬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