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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讀者悅讀電影:分居風暴集推理與文學的企圖心

立報/本報訊 2013.08.05 00:00
■秦續蓉

今年,伊朗導演阿斯哈法哈蒂(Asghar Farhadi)新作品《咎愛》的女主角在坎城封后,影片並榮獲基督教評審團獎(Prize of the Ecumenical Jury),卻與金棕櫚獎擦身而過。同樣和我對阿斯哈法哈蒂抱有極高期望的影迷們大概都有些惋惜,這高期望大概來自他的舊作《海灘的一天》,甚至可以十拿九穩地說,也絕對來自《分居風暴》。不僅是因為《分居風暴》在當年橫掃影展各大獎項,甚至在奧斯卡外語片角逐中呈現一面倒的趨勢,更是因此片透過類型的包裝、議題的切入,層層遞進的劇情埋伏,闢出一條直指道德難題的道路。

推理設計

本片看似以一樁謀殺案為主,實則探討謀殺案的責任歸屬,或者,到底謀殺成立於否。

故事由一對伊朗夫婦西敏、納德講起,被法官駁回離婚訴請後,西敏返家收拾準備搬回娘家小住,為代替妻子照顧罹患阿茲海默症的父親,納德請看護羅芝到家中照料父親起居。從第一天談妥事宜到羅芝為期3天的工作,埋伏所有線索,為影片後半的推理與判斷給予充分的素材。

片中有兩個訴訟案件,一是納德控告羅芝傷害,她將納德父親綁在床上外出,導致他跌落床下,二是羅芝控告納德「謀殺」,在納德發現父親受傷後,兩人發生爭執,他推她出門,跌落在樓梯上的羅芝最後流產。導演顯然偏重後者。

熟悉推理小說的人都知道一種手法,當我們隨線索的發現和累積,出現另一種更合理的解釋方式足以翻轉原先的假設且能回答大部分的謎團(或質疑),這通常最靠近事件的核心或謎團的癥結處,且往往來自最不起眼的尋常物事。或許,當導演刻意選用有花紋的玻璃門來拍攝納德、羅芝之間的推拉,甚至,鏡頭切換至餘怒未消的他快步往浴室走去(理所當然,他方才還在照料在浴室的父親),才緩緩跳到納德女兒譚美的視線,看見已跌坐在樓梯的羅芝──此種明顯刻意的省略,難道不是故作引誘,想引領我們至關鍵的提問和線索的爬梳?這時可以問:納德真的要為羅芝流產負責嗎?他的過失應追究到何種程度?

導演給的線索似乎指引我們換個方式問(解謎的方向總和偵探的思考方向不謀而合),有無可能是其他原因導致這場意外?推論有三。其一,羅芝工作的第2天,納德的父親從敞開的大門走去對街報攤,羅芝追到街上,焦急望著車水馬龍的對街……,那天她在公車上搖搖欲墜──羅芝是否在跌倒前已身心俱疲,別忘了她頭一天破戒為納德父親洗澡,也為此折騰一番。其二,跌倒事發當天,羅芝才清洗前一天因女兒倒垃圾弄髒的樓梯,所以樓梯應十分濕滑,此有鄰居作證。其三,納德重新模擬現場,表示門口到樓梯並非直線,推斷必遭阻礙後才導致跌落。

骨牌效應

若你再問,何謂更合理的解釋?影片後段提供更多線索讓觀眾組織,例如納德因前後供詞不一而露了餡,先聲稱對羅芝懷孕不知情,也沒有偷聽羅芝與家庭教師關於(婦產科)醫師的談話,之後卻為證實羅芝當天綁住老父親後外出,極有可能是發覺肚中異樣,而留言給教師索取醫師電話。再將劇情往後推一些,當西敏告訴羅芝願意以賠償和解時,身為虔誠穆斯林的她,怕降罪於女兒身上而斷然拒絕,才吐露早在事發之前就沒了胎動,前一晚便覺腹痛難忍。

在此段落,羅芝的自白不僅證實了納德的猜測,且推翻外出是去安撫債主的假設,前3項推論也能從互斥到自圓一說:羅芝的搖搖欲墜並非只是單純疲憊,流產徵兆再加上樓梯濕滑,最合理也最靠近真相的解釋,是胎兒早已死亡,納德只是加速流產的發生。

最後,如果觀者覺得死胎是一個沒有足夠理由的設計,就太小看阿斯哈法哈蒂了。記得癥結處往往來自最不起眼的地方嗎?他曾說:「我試圖創造出無關緊要、簡單、日常慣例的動作。例如(就片中的轉捩點來說),當小孩子下樓倒垃圾,門開著,使得老人家走出家門,這也使得羅芝出門而發生意外。」(註)若要追溯「謀殺」的真兇,就是發生在街上的車禍,導演的手法,是讓真相的揭露來自那些尋常鏡頭形成的骨牌效應。

導演在各個訪談中都曾表示,他要觀眾思考,因此其操弄(manipulation)有其正義性,他/她為了釐清脈絡,必定得從被動資訊接收者轉為主動,這與新浪潮主義導演們的企圖不謀而合(雖然手法相反,如高達是反身性的策略,阿斯哈法哈蒂則多為操弄)。

文學功力

《分居風暴》的文學性大抵可從幾方面來看,對主要角色的刻劃、適度運用隱喻,及以兩難困境為命題貫穿全片。

觀眾可從生動描繪的夫妻、父女、僱傭關係注意到納德固執、重面子的性格,且此性格將成為後段一場夫妻爭執的導火線。在爭執中,導演刻意凸顯納德與西敏之間「難以彌補的歧見」,對照影片開頭法官:「我看不出離婚的理由。」格外諷刺。因為這場重要的爭執,觀眾不會誤將最後的索賠談判,視作是壓垮婚姻的最後一根稻草。此外,有個橋段也不容忽視,在談判破裂後,納德一家準備離開,赫然發現車子擋風玻璃已被砸出一個洞,鏡頭從後座譚美的視線望去,除了父母的背影,風撲簌簌從裂出的大洞吹進來,接著是她的正面特寫。

我們很難把破車窗只做字面上的解釋,即羅芝一家的挾怨報復,或僅僅是納德一家的雪上加霜,因為有了譚美的鏡頭(阿斯哈法哈蒂很少浪費底片,總是多加利用讓它能涵蓋一層以上的意思)。而在這之前是一組兩家女兒的鏡頭,談判破局後,譚美首度在面對羅芝女兒索瑪耶時露出怨懟的神情。

從觀眾的角度來看,有夫妻爭執的「無可彌補的裂痕」在先,談判破局之於離婚,並無直接影響。從譚美的角度來看,她一心想讓父母破鏡重圓,極可能認為談判和平結束有助修復父母的感情,而索瑪耶的母親卻不肯接受賠償;納德西敏無聲的背影與破洞並列的畫面,則反映了她的心聲,也許直到那時她才驚覺:「一切都完了!」

譚美是個心思敏感、正直的女孩。她選擇與父親留下,並非是較想留在他身邊,而是有十足把握母親不會拋下她一個人離開;儘管戳破父親的謊言,法官盤問時仍選擇維護父親。從在法官前神色自若的態度,到回到車上後百感交集而默默流下眼淚,阿斯哈法哈蒂表現出一個青少年內心親情與正義感交鋒的衝突,對父親的愛、失望與憤怒。車上的這一幕,是極其有力的青春控訴,令人無比觸動,比起寫實婚姻的直接披露,他對青少年內心孤獨、痛楚的側寫,顯得技高一籌。

除了譚美一角,西敏也值得一提。飾演西敏的蕾拉哈塔米(Leila Hatami)在片中的一頭紅髮分外醒目,她冷靜且積極,賠償事宜都由她主動出面與羅芝和其丈夫商談,且片中特別暗示她(或女方家族)的財力凌駕丈夫……。儘管如此,當這樣的女人的選擇一旦押上自己的婚姻、家庭,她依然難擋傳統性別框架的宰制,西敏必須額外承受不盡媳婦義務及背棄婚姻的責難。

我們可能無法就此斷定阿斯哈法哈蒂是一位女性主義者,但透過西敏一角,至少知道他不是呈現文化特殊性(某些伊朗女人的困擾),而是陳述性別的真實困境:一個有足夠能力和女性自主意識的女人,在面臨自我和家庭之間的抉擇時依然處於弱勢。剝除文化的軀殼,投射出普遍社會的縮影,再從社會拉到人性困境,阿斯哈法哈蒂在這方面的文學性,可說展現得淋漓盡致。

《分居風暴》的難得之處,在於推理類型與文學性兼顧。觀眾一方面能欣賞他以鏡頭代筆呈現埋伏線索的方式、暗示解謎的技巧,展示推理小說某些普遍的結構和手法(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某些鏡頭的操弄,使得影片雖以全知觀點呈現,觀眾在同步解謎時仍會被精心布置的攝影機位置所左右或蒙蔽);另一方面,也能觀察到他在經營文學性上的野心。

就獲得國際重要影展獎項的導演來說,阿斯哈法哈蒂並非在哲學思辨、電影美學上特別突出,卻是一位各項領域都十分平均且才華洋溢的創作者。

註:參閱〈Interview: Asghar Farhadi on Bringing Audiences Into "A Separation"〉, Stephen Saito作。

《分居風暴》(圖片來源/海鵬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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