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實，過去台灣人士面對中國官方人士不敢講中華民國、中華民國憲法；只是謝長廷恐怕也有一個誤會，那就是「登港」，他當成就是「登陸」了，其實兩者很有不同，在大陸公開場合講中華民國固然是禁忌，但在香港大談中華民國一向沒什麼問題。但無論如何，在一場像香港這樣的盛會中大談中華民國到底是一大突破。在香港既不算登陸，那麼要說中華民國登陸，比較「像」的是更早的吳習6月13會後，吳伯雄在記者會就公開說「馬英九主席依中華民國憲法」這件事，不過國民黨主席沒有拿來敲鑼打鼓地宣傳罷了。
謝長廷在會議中大談中華民國，看來並沒有事先得到允許，但很難想像吳伯雄講中華民國憲法事先沒有跟中共溝通過。
不管如何，中華民國登陸搬到中共官員面前，算不算突破算不算是促成了中共立場的根本性改變?是不是中共學者說怎樣好好處理中華民國的問題，而現在中共已經有了新的答案應當是這樣看：不能說謝、吳的努力沒有什麼突破，但不必上綱到中共立場己經被改變了。
事實上，中共容許謝吳在面前提中華民國，在中共既有的政策中是找得到很清楚的根據的。根據就在2000年2月中共公布了＜一個中國的原則與台灣問題白皮書＞上面。白皮書對中華民國的定義是這樣的：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取代中華民國政府成為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和在國際上的唯一合法代表，中華民國從此結束了它的歷史地位。」「國民黨統治集團退踞台灣以來，雖然其政權繼續使用中華民國和中華民國政府的名稱，但它早已完全無權代表中國行使國家主權，實際上始終只是中國領土上的一個地方當局。」
因此，只要中共認為中華民國只能存在過去的歷史上___連戰便是配合這一點，去中國宣示中華民國已成為歷史；若以中國領土上的一個地方當局的地位定位也可以在現在存在；但是如現在還自稱中央政府便不容許，同時，既然是地方當局便不應該有自主的外交權，不能在國際場合出現。
從這一個角度來看，2009陳菊登陸雖然沒有公然說出中華民國四個字，但是她公開說「我們中央政府總統馬英九」，以及在辦高雄世運的「國際」場合讓主席以中華民國總統名義請馬英九總統致詞，這兩件事陳菊雖沒有任何闡述宣傳，但，論「突破」，幅度其實都比登陸去說中華民國大得多。____當然謝、吳並沒說中華民國是地方當局；但兩人不提中央政府便給了北京空間，讓北京可以在＜一個中國的原則與台灣問題白皮書＞中找到下台的依據。
＜一個中國的原則與台灣問題白皮書＞非常完整地說明了中共在一中原則上的基本立場，其中例舉的許多原則到現在也都還沒有改變____雖然現實的實務操作上中共不得不有彈性的空間，可以一定程度地「擱置爭議」，但若要逼他在「原則的定義」上做「清楚」的讓步，看來不是短期內做得到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當陳菊不界定「基本原則」時，她到北京和辦世運就得到了實質的突破，馬總統在和日本簽釣魚台漁業協議時也是如此；但謝要在明確地定義憲法各表的內涵後便在香港會議中被中方群起長篇大論地嚴厲譴責；同樣的，國民黨要明確定義九二共識是一中各表，結果是被逼到承認一中原則放棄各表。
無論如何，面對統治中國這樣一個大國的中共，在處理兩岸政策時，實在要先知道對方的價值觀和行事原則，不能只活在自己的主觀願望中不在乎暸不暸解對方，甚至什麼是統戰策略，什麼是＜一個中國的原則與台灣問題白皮書＞都沒工夫知道一下就一頭熱地橫衝直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