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批評「自主公民」的說法早已指出，無論在人數上如何突破創新高，在台灣最根本的社會秩序，諸如勞資關係、市場機制、資本流通等，皆從未受到挑戰與改變。這些既有的秩序不僅未受到一波又一波人數創新高的公民運動挑戰，而且反過來還會接收或收割這些運動所集結的社會力量。參照埃及經濟學家薩米爾．阿敏（Samir Amin）對埃及「阿拉伯之春」革命的批評，即可知看似「無領袖的革命」（leaderless revolution），經常受制於眾人習以為常或習而不察的既有秩序，所以革命的果實往往只是由不同的既得利益群體獨享。
回到台灣，無論紅衫軍或白衫軍，之所以能夠號召眾人聚集凱道，當然除了要有貪官污吏、腐敗官僚，以及含冤草民與受害百姓等令人忿怒、厭惡和同情的角色之外，大眾傳播媒體幾乎全天候的報導、討論、爆料，才是把人數動員出來的關鍵機制。而前述角色與故事情節，恰好符合商業媒體腥、羶、色的灑狗血賣點，所以媒體樂於不斷炒作轟炸，雖然可能因此衝高了人數，逼出了真相或改革，但是這樣的動員機制，也確保了運動的結果不致撼動根本的社會秩序。
職是，我們看到紅衫軍的「自主公民」雖然在運動之後曾嘗試在政治上集結，但是無法成功，仍然只有少數國民黨的政客偶爾還會穿上紅襯衫，自我標榜一番。凱道白衫軍之後，由於適逢立法院臨時會針對核四公投案進行攻防，所以更快的看見國民黨立院黨團利用25萬人集結要求修改《軍審法》，要求民進黨不要再癱瘓議事，先對核四公投案進行表決，以利快速修改《軍審法》。
再次人數創新高的「自主公民」運動之後，仍然無法對如此明顯的利用與收割有任何反擊或回應，實在讓人無法樂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