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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報犇報聯播:總統府不是總督府

立報/立報犇報聯播 2013.08.04 00:00
總統府不是總督府--

針對總統府〈八田與一水利,嘉惠台灣人民〉一文的若干回應

文╱張方遠

  總統府公共事務室於6月19日投書《中國時報》,回應筆者前日在同報的文章〈站在台灣人立場看日據史〉。總統府在這篇題為〈八田與一水利,嘉惠台灣人民〉的聲明文章中,對日本殖民者在台統治,以及八田與一對「台灣農田水利的貢獻」,持高度肯定的評價。筆者回應如下:

  一、筆者先祖早在清康熙41年(西元1702年)即東渡來台,其後家族致力開墾嘉南平原。康雍年間,張氏家族以今雲林崙背為中心,向外分別開鑿大有圳、八佾圳、鹿場圳與清濁圳,奠定當地灌溉用渠等水利基礎。張氏家族從清朝以降,在台灣投入拓墾事業,開溝渠、興水利、植良田,相關事蹟見諸於《台灣府志》、《雲林縣采訪冊》與連橫《台灣通史》等史冊。台灣光復之後,由於與農田水利淵源甚深,部分張氏族人服務於台灣中南部農田水利會。筆者對相關議題的理解,非總統府一句「該文作者可能未盡瞭解八田與一對台灣農田水利的貢獻,以及嘉南農民對他的崇敬」便可抹煞。

  二、台灣近代化的建設,始於清朝在台灣的建樹,又以劉銘傳主政時期推動的洋務運動等新政為最。劉銘傳新政致力於台灣基礎建設與生產事業的復興,其中以清賦事業影響最深,日本殖民地經濟學者矢內原忠雄在《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書中將劉銘傳定位為台灣「資本主義開拓的先驅」。台灣的天然條件與人才,以及清朝在台灣推動的洋務運動,成為日後「現代化」的基礎。日本據台後,卻將清朝時期留下的基礎轉化成為壓榨台灣人民的工具。日據時期台灣的「現代化」建設,已故旅日政治經濟學家劉進慶教授曾有一生動的「酒與瓶」比喻:「用現代化的瓶,裝殖民地的酒,瓶的外觀是現代化、資本主義化,酒的品質是殖民地化,剝削經濟」。由此顯見清朝時期與日人據台在本質上的差別。清朝時期屬於「自主近代化,是農工全面的產業化,經濟整體的近代化」;而日本在台灣的「建設」與統治,「在社會制度上是壓迫,在經濟制度上是壓榨,在人際關係上是歧視」,完全是為了掠奪台灣資源,為殖民母國服務、加速殖民母國對外侵略,其本質是「外在的、從屬的近代化,非工唯農的產業化,是差別、跛行的近代化」。兩者性質差異頗大,緣何今日台灣官方只紀念(甚至是美化、歌頌)日本殖民者的「建設」,而完全忽略早期漢人移民以及清朝官員在台的建樹?(請參見:劉進慶,〈序論台灣近代化問題──晚清洋務近代化日據殖民近代化之評比〉;劉進慶,〈歷史悲情與歷史認識的自我檢討──剖析台灣媚日反華分離主義者的奴性史觀〉;戴國煇,〈晚清期台灣的社會經濟──並試論如何科學地認識日人治台史〉。)

  三、總統府聲明稱,八田與一建成嘉南大圳「十五年後台灣光復,受惠的卻是世世代代的台灣人民」。日據時期在台統治的官員及其後代,為誇耀他們的「成就」與「功勞」,先是將清朝統治時期的台灣抹黑為「化外之地」與「瘴癘之地」,復將日本殖民統治宣傳為台灣近代化之始。儘管日本殖民統治早已結束,但這類昧於史實與良心的論述,卻長年被台灣當政者所繼承,甚至寫入中小學教科書中,而總統府對日本統治時期與八田與一的評價,也完全根源於上述的論述。某盜匪為「有效」竊取某人家中財產,而在該人家中安裝電梯;盜匪完成竊取後,屋主應該感謝盜匪的「德政」,讓他有「現代化」的電梯可搭嗎?屋主豈有感謝該盜匪讓他「受惠」之理嗎?已故旅日農業經濟學者戴國煇教授,曾有一傳神的比喻:「日本人為了自己的利益養了一頭乳牛──就是台灣,目的是要榨取牠的奶,這一頭牛長大了,日本人拚命吸牠的奶。但是,他們戰敗被趕回日本去了,他們無法把這頭母牛──美麗寶島──帶走。要注意,這母牛吃的卻是台灣土地上長出來的肥美的青草,是吃我們自己的草,牠以後能繼續長大,難道應該感謝日本以前吸牠的奶嗎?」馬總統若對台灣人民痌瘝在抱,何以只在意光復後台灣民眾因日據「建設」而受惠,卻忘了日帝鐵蹄下台灣人民的苦難?此為正義是非的問題,而非馬英九總統所謂「就事論事,恩怨分明」的粉飾之詞。

  四、在日人據台之前,台灣先民早已投入拓墾事業。清朝巡台御史黃叔璥在《台海使槎錄》記載:「三縣(編按:台灣縣、鳳山縣、諸羅縣,即今台南、高雄、嘉義一帶)皆稱沃壤……千倉萬箱,不但本郡足食,並可資贍內地。居民止知逐利,肩販舟載,不盡不休」,即可見日據以前台灣農業之繁盛。當下台灣官方對此視而不見,卻稱因「八田的堅持,終使嘉南地區的旱地成為良田」。日人在台之經濟事業,與殖民地台灣人之間的關係,從閩南語俗諺「第一憨,種甘蔗給會社磅」即可窺見一斑。高高在上的官員們,可曾讀過台灣前輩作家賴和的《一桿稱仔》嗎?曾獲日本天皇贈勳加獎的八田與一,建設嘉南大圳、增加台灣農作產量,是為了貢獻給日本,不是因為熱愛台灣。八田與一設計「三年輪作」,強迫台灣農民一年種甘蔗、一年種水稻、一年種雜糧,只為解決日人「米糖相剋」難題,卻導致台灣農民淪為日本會社的「奴隸」,總統府竟將之稱為「嘉惠台灣人民」。此外,嘉南大圳建成之後的1935-1938年間,台灣稻米生產量有高達50.8%被運送到日本,導致台灣人民無米可吃,只能吃番薯簽裹腹(請參見:許介鱗,《日本殖民統治的後遺症:台灣vs.朝鮮》,頁62)。日本殖民政府透過「基礎建設」對殖民地台灣進行侵略和掠奪,史實昭然若揭,總統府卻為八田與一辯護稱「應將之與日本殖民政府區別看待」。台灣光復已超過一甲子,總統府卻還宛若日本總督府。

  五、若八田與一及其建設,真的在世代台灣人民心中留下「崇敬」,何以過去未曾見過台灣民間自發的紀念活動?反而是從李登輝執政之後,與日本、獨派作家學者相互唱和,又在其一手推動的《認識台灣》教科書中特別寫入八田的「事蹟」,再加上扁、馬二朝對八田與一的高調紀念(2001年民進黨執政時期出版日本海外宣傳品《台湾を愛した日本人:嘉南大圳の父八田與一の生涯》中譯本,2007年陳水扁對八田與一頒贈褒揚令;馬英九執政時期,舉辦八田與一追思音樂會、設置八田與一紀念園區等等),八田與一其人其事才「出現」在台灣民眾的「記憶」中。八田與一其人其事,是李、扁、馬三朝政治正確下的「矯正」產物,這一系列的「加工」過程,請參見台灣史研究者郭譽孚先生的整理成果:〈嘉南大圳與八田與一問題研究之基本資料──戰後變造的過程〉(http://blog.udn.com/h1234567am/5388358)。

  六、如何看待與評價日據史,八田與一並非重點,但是個起點。主政者以「台日友好」為名,不斷向日方立場靠攏,對台灣開發史認識是非不分、恩怨也不分,雙重標準,反而拋卻了屬於台灣人民真正的歷史與立場,此即總統府所謂的「台灣人民的核心價值」嗎?

(本文不代表立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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