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領軍是個模糊不清的概念，預設了軍事與管理是天秤的兩端。但是從歷史來看，軍事原本就與管理有密切關聯，並不是天差地別的兩個領域。
將近70年前，管理與軍事事務是密切結合的，美國之所以打贏二次大戰，是因為全盤引入管理學。二次大戰爆發後，美國開始評估參戰的可能性，當時美軍的軍人戰技、將領戰術素養皆不足以撐起全面性的大戰，於是在管理學者的建議下，將傳統戰爭中注重軍人專業素養的作戰方式，轉化成為以裝備消耗戰為主的作戰。美國期待用強大的工業生產力所提供軍事裝備在數量上的優勢，能戰勝當時德國國防軍在質的優勢。在管理學界的協助下，美國軍方開始估算打贏一場戰爭所需要耗費的彈藥、飛機、戰車、油料數量，當時的初估是美軍要創造同等的殺傷力，所需要消耗的武器數量約為軸心國的數倍，於是重新規劃、調整美國的工廠生產產能，然後在同一時間藉由長距離轟炸來削弱對手的工業生產能力。
管理學不只協助了軍事事務，許多研究領域的發展，例如作業研究，是隨著企管學者退伍進入學界而將二次大戰期間的經驗帶入學術界。許多二次大戰期間的規劃者進入福特汽車等公司成為經營者，甚至成為國防部長，例如甘迺迪擔任美國總統時期的國防部長麥納瑪拉。二次大戰後的許多物理學家對於原子彈的發明有很深的罪惡感，然而物理學界在二次大戰的參與度遠不如管理領域。
本地對於「管理」的印象頗佳，全然忘了管理與軍事之間曾經具備的密切「共事」經驗，也忘了管理學在二次大戰後的聲望、信譽，主要是奠基於二次大戰期間的戰功。
更特異的是，本地對於管理運用在軍事事務的期待，並不符合現實的經驗。西方的管理學運用在工廠時，為了工廠大量製造的需求，而採取高強度勞動、高紀律的管理方式，工人認為勞動條件太差、不夠人性，而引發集體的罷工、抗議。本地所熟悉的「血汗工廠」、「爆肝勞工」現象，並不是始於今日，而是從一百多年前就已經存在。直到今日，類似的爭議仍然存在，網路公司等新創產業一度以無限量美食、豐厚的福利來吸引人才，然而近年西方也開始質疑這類被譽為「人性化」的經營方式，認為這是一種變相的「腦力血汗工廠」，藉由新創產業的高報酬、奮鬥10年就能退休的物質誘因，吸引員工沒日沒夜的賣命工作。
「文人色彩」並不等於軍事管理步上軌道的保證，美國的國防部、國土安全部、中情局的高層幾乎都由民間人士出任，其中多人在就任前都是傑出的企業人士、大老闆。然而，911事件之後，美國對於恐怖份子的非法監禁及刑求、引入私人軍事公司（PMC，例如Halliburton）從事軍事類型的任務，甚至啟動稜鏡計畫推動全面性的監聽，這些都是在同一批文人出身管理階層的決策下所推動，而不是由軍人所發動策畫。
本地習慣於用二分法將軍事與管理、法制切割開來，對於文人領域抱持莫名的期待，而忽略了管理與軍事其實是革命夥伴、文人也會做出不合理的決策。我們誤以為文人領軍是國防事務進步的象徵，而忘了從以往的經驗來看，只有民眾的監督才能形成制衡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