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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朔觀點-政府的心為何愈來愈狠?

中時電子報/ 2013.07.23 00:00
《孟子.公孫丑上》說,人都有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這是仁義禮智四端的基礎,因此後來的人遂說「人心是肉做的」,這表示是非善惡乃是人類的自然本性。  但人心真的是肉做的嗎?我卻懷疑。近代有關邪惡與罪惡的研究,早已發現到人類有太多集體的野蠻、狠毒與殘酷,太多的殺人不眨眼,而它都是有理由的,而且還是被體制化的。因此,近代德國女思想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遂用「邪惡的常態化」來說近代邪惡的氾濫。人是能感能思的動物,當我們做的事傷害到別人、使別人受苦,理論上別人的受苦就會促成我們的反思,但近代這種反思的空間已日益狹小;近代政府已習慣於意識形態的操縱,意識形態會形成體制,當人們在這種罪惡體制下,他們就會習慣於這種罪惡,並且以「我不做,但別人都在做」這種理由原諒了自己。當人做了罪惡的事太容易自我原諒,那種自我反思的空間即告消失。現代罪惡的氾濫,乃是政府的體制造成的,體制使人在做了邪惡的事情後已不會心裡不安,無感就會無心,本來是肉做的心,也會變得比鐵還硬、還狠!  因此,現代的邪惡氾濫,乃是體制造成的。體制會使人跟著體制走,不邪惡白不邪惡,軍官可以變成魔鬼,官僚也可以變成土匪強盜,這些人敢於公然的做出邪惡的事與他們個人是否邪惡已沒有關係。「無動機的惡意」(Motiveless Malice)乃是最大的邪惡,體制已成了比小我大了好多倍的大我!  因此,整個部隊把江國慶屈打成招,沒有一個人在過程中覺得不安,這就是典型的體制集體罪惡,這種事他們已做了無數次,每次都得心應手、不留後患,江國慶案他們當然依樣畫葫蘆。如果不是江的家人不死心一直追下去,江被槍斃也就斃了,又有誰會知道?偌大的一個體制,對付一個小兵,真是太容易了。一堆軍官當然成了魔鬼。  再以士兵洪仲丘被操到死一案為例,那更是整個體制的邪惡所致。近年來部隊整死人的事已難計其數,反正部隊是個大黑箱,一堆手當然遮住了天,外界諱莫如深,人被整死,死就死了。這次如果不是洪的家人及網友基於義憤把事情鬧大,洪案一定船過水無痕的草草帶過。  因此,關於洪仲丘案,它乃是一起典型的集體殺人制度案件,當它是制度案件,當追究責任時就應由上往下論罪,而不應餖餖飣飣的去在下級的某個人或某些人誰有動機上去做文章。當確定了它是制度殺人,也才可以去改變制度,如果只是去扯下級哪個人的動機如何,那就是把制度殺人的問題推給某幾個倒楣鬼來承擔,邪惡的制度仍然繼續存在!操死人的事也依然繼續!  中國人的思維裡,一向只把邪惡與罪的問題個人化,對政府只是歌功頌德,因此我們永遠不會去想政府所做的集體邪惡與罪惡的問題,但由江國慶案與洪仲丘案已顯示出,政府的集體邪惡與罪惡是存在的。政府由於擁有體制的權力和壟斷資訊及話語權的權力,它遂可以形成體制,任意的剝奪人命,而且不被人知道。當政府可以祕密的做盡壞事,而且不被人知悉,或者可以靠著壟斷話語權,硬將不法不義的事情拗得好像有了歪理,難怪到了近年,政府官員的心已愈來愈硬、愈來愈狠、愈來愈敢。就以苗栗大埔事件為例,政府低價徵收民地後變更地目再出售,即可大賺一筆,這其實已是官兵當土匪強盜,集體的邪惡居然是可以如此囂張的。政府打著「依法辦事」的旗號,卻做著非法的事,這未免太膽大包天了。  因此,由最近的這些事,人們對政府的集體邪惡已需提高警覺。集體邪惡之所以會出現,乃是因為人民已經麻木怠惰,失去了批判的認知與勇氣。當人民散漫怯懦,政府就會自然而然的得寸進尺,軟土深掘,掘到了最後,軍官就會成為魔鬼,官兵就變成強盜土匪!(作者為文化評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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