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吳叡人的〈賤民宣言〉
文／趙剛
其次，〈賤民宣言〉在表面否定了「歷史終結論」之後，又暗地慶祝「歷史終結論」的再度凱歸。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吳叡人在「宣言」中很曖昧地、閃爍其詞地沒有點破一個重要「政治判斷」，那即是必須親美，無可選擇地必須親美。吳叡人不明說，我善意地猜是因為他也不願意親美，他心痛於他自己的必須親美。
當吳叡人說台灣「沒有機會逃離帝國」時，他的意思再明確不過的是：在一個雙極體系正在東亞較勁的時候，台灣沒有選擇，只有西瓜偎大邊，而大邊就是美國。但恰恰就在吳叡人如此論述時，他似乎已經完全遺忘了他之前的論述前提：當今的世界是由「主權民族國家體系」所壟斷的世界！但讓我們暫且忘掉他的遺忘吧，順著他的「邏輯」前行，向他如此提問：那麼，這樣的現實主義的選擇，除了苟活之外，有何道德基礎呢？吳叡人必須面對這一（於他而言更是重要的）質疑。但他，由於某種自我禁制，並沒有給出一個理路明確的答案。這個無法展開的論證似乎見證了吳叡人其實還是陷於「親美仇中」的台獨架構而無法超越。而這個架構的基礎即是美國。它（至少部分地、不完整地、甚至有嚴重瑕疵地）代表了人類文明上溯「希臘─猶太」的某種正朔，而中國則是一亞流的東方主義的帝國。因此，吳叡人的「歷史尚未終結」，無法引伸出一個吳叡人所想像的「重估一切高尚價值」的新的歷史，而只是對新自由主義者以為已經到站的事實性錯認的指正而已。
吳叡人的「賤民」和subaltern studies 不同，他的「賤民」是民族而非人民。從吳叡人的賤民觀點出發，歷史終站的到來必須有一個真正的民族自決為其必要條件，而新自由主義者夸夸其談的「個人主體」其實是有嚴重限制的，至少是手段性的限制。但只論個人的新自由主義者與（在這篇「宣言」裡）只論民族的吳叡人又有一個共同之處──在於他們都否定（或是懸空）了階級。試問，「台灣人」果真是那麼悲哀的「賤民」麼？那一百多萬在大陸在東南亞當資本家與經理人員的「台商」及其家屬如何定位呢？「台商」這個範疇似乎是台灣民族主義者的「心痛」，猶如「沖繩」是台灣後殖民主義者的「不便」。誠然如吳叡人所指出的，「民族自決」在歷史中有其欺罔之面目，但台灣的「民族自決論」者，不也更應反求諸己，認識到自身「民族」在當代東亞與當代世界的多重身份嗎？有這樣吃香喝辣二奶小三、動輒雇用幾十萬上百萬弱勢「民工」的強勢「賤民」嗎？但這個問題，對吳叡人而言，是困難而難以解決的，於是他在理論上也只有遁回「台灣」「民族」這一主體。於他，歷史主體，如果還有，只有可能是民族。而當多數民族皆已建成了他們的民族國家時，台灣的悲劇英雄角色就是完成此一並沒有完成的歷史。
以「民族」或「賤民」作為單一的歷史主體，有非常不好的理論與政治衍申，那就是把「台灣人」視為「台灣人全體」。吳叡人在另一篇文章〈後殖民論綱〉中，對後一概念有一些討論：當代後殖民主義主張，只有經由社會主義中介之後的民族主義才具有正當性，因為第三世界的經驗告訴我們，只有政治獨立不足達成社會解放。「台灣人全體的解放」此一本土左翼傳統視野，從「社會」（階級/分配）而非「國家」角度，指出一個由下而上連結不同群體，以建構一個較平等、包容之「台灣人」概念的途徑。
在「台灣人全體」的直觀悅耳性之後，弔詭地是階級及其視角的取消；透過把你包容進來而把你取消，「全體台灣人」從而是「階級的大熔爐」。這就是為什麼更能代表台灣傳統左翼的、比較能超越狹義階級概念的限制，但又能保留階級分析、階級動能與民族解放的概念是「人民」（或「民眾」），畢竟「人民」這個概念還能區別出「非人民」，而「台灣人全體」則不能。非人民是誰呢？與封建、資本與帝國勢力結合的統治者、買辦、資本家，與合法暴力的壟斷者。
「台灣人全體」是一個高度問題性的「概念」。但在吳叡人那兒，則是一個相對明確好用的概念，因為它只有一個明確對象──中國。「台灣人全體」不是一個政治經濟學範疇，甚至不是歷史範疇，而是一個「想像的共同體」，是一個在帝國風浪中必須要投靠美國航母繼續前航的勇敢的「奧德修斯」。因此，「台灣民主」也還是不幸地只能以這樣一種脫中入美的基底進行概念化。這是演說家吳叡人先生在「反旺中」的演講中之所以能讓眾多現場青年學生為之激動的主要訊息或暗示。吳叡人的演講具有魅力這一事實，反證的是一個世代的學運的墮落，是保釣世代的記憶的全然遺忘。
「台灣民主」因此可能是一個將民主內容抽空的一個地緣政治概念。對吳叡人而言，「完整的民主」意味著什麼呢？意味著「追求自我決定的主權人民」。這裡，再一次地，吳叡人並沒有超越台獨論述的五指山。在台獨論述中，「民主」與「進步」是被他者所消極定義的。抽空歷史、人民、民眾，與階級之後的「台灣民主」於是被空間化，而說到底，這是因為「台灣人」與「台灣」變成了完全可以互換的名詞了，都變成了一種自憐與復仇的「隱喻」了，它是一種可憐而又神聖的「生命空間」。
三、
在這種「政治的─道德的─美學的」想像中，作為一個其實很是認真（認真翻譯、認真寫作）的學者吳叡人教授，竟然在「思想」與「反智」之間搖來擺去。一會兒，他說，台灣的未來要靠大家「讀書、讀書、還是讀書」，另一會兒，也就是在此篇「宣言」中，他又無奈地掉進了反智主義裡。但這個矛盾其實又是可理解的，當他「史特勞斯」時，他要讀書，但當他不期然陷入在不能說是和當代新史特勞斯派無關的一種「新右派」（the New Right）的政治時，他表達了一種危險的反智傾向。因此，他說那「東亞論述」其實是沒用的，不僅如此，其實對賤民而言，思想作為一種實踐也將是沒有後果的。於是他說，政治問題「終究必須回到政治領域中尋找答案」。
但問題已經如我們已揭示的：吳叡人的「政治」是高度的去政治化，而進入到大寫的美學化與道德化，從而進入到一種宗教化。但吳叡人的狀況又非他獨自的狀況，而是當代新右派的集體狀況。他們混和了左右派的詞庫，集體勾勒出一種對「現實主義政治」的絕望姿態，並否定批判的知識實踐的意義。因此，他們雖然借用了一些傳統的左翼語言，但卻是左翼的徹底取消者。左翼不管如何界定，總還是相信理論與思想（相對於血氣與意志）做為物質力量的！
於是當代新右派耽溺於一種道德美學及其某種悲愴性，以「民族」為歷史主體、歌頌沒有內容的但又很英雄性的「自由」、慾望「危險地活著」、把死亡美學化道德化……。一言以蔽之，將政治大美學化，在美學中尋找一種從古代奧秘地流傳下來的「道德意義」。凡此，都可以在「宣言」中看到魅影流動。但吳叡人的台灣新右畢竟又是台灣所特有的，更可說是一種庸俗化的波特萊爾，為何？因為他們的美學化了的道德意義，經過檢驗，竟然又只是菲利斯汀的現代性敘事重播，與古典中國的戰國策謀略「遠交近攻」的翻版。
因此，賤民的真正意義不是什麼「城邦技藝」，而是：我們不能沒有主人，只能在主人中選一個主人。
吳叡人對美國當主人是心不甘情不願的，他真正的心靈故鄉是芝加哥的史特勞斯魔山，而那是一個真正的、不摻水的、經典的西方──希臘與猶太/基督教傳統。那是美國的源頭聖城。的確，新自由主義太銅臭了，吳叡人因此要為當代世界開出一個出路──這是台灣思想的可能貢獻，然而這個出路卻又是一個「復古的」、「現實否定的」、意志論的、本尊西方的美學政治出路。因此，這個出路其實只是一個姿態，而真正的所指是又回到那現實的、無可逃避的美國及其「大美利堅秩序」(pax Americana)。
早在1966年，還不到30歲的陳映真就寫出了對當時台灣的貌似進步的「讀書界」的批判小說〈唐倩的喜劇〉，尖銳地指出了所謂「存在主義者」老莫，或是「邏輯實證論者」羅大頭，其實都是某種表演者，他們真正的內裡其實是「現代化意識型態」。也正因為如此，很諷刺地，當他們碰到了真正的現代化派體現者的出現時，他們都只有一敗塗地。今天我們台灣的「讀書界」是否仍然都是骨子裡的「現代化派」，還需要具體地、個別地談論，但整體而言，似乎歷史並沒有前進多少。
（本文不代表立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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