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媒體交流服務社》報導，許多阿富汗人民覺得媒體並未大規模正面報導。事實上，較塔利班統治時期，僅有90萬名男性學生得以接受教育相比，目前有近8百萬名學生能夠上學，其中有37%為女孩。
前人權協調員納德利（Nader Nadery）也表示，媒體不太關注，阿富汗的學校教科書內容，已由戰爭和暴力，漸漸轉向正常內容之類較不明顯的改變。
▲兩位阿富汗女孩在喀布爾接受攝影師拍照，圖攝於2013年6月30日。（圖文／路透）
目前為自由與公平選舉基金會（Free and Fair Elections Foundation）主席的納德利表示，在1996-2001年間，在Islamic Emirate of Afghanistan指導下所成立的男子學校，所研讀的內容多半積極推廣暴力。
舉例來說，當時的數學課本應用題目包括：「如果你開槍時，子彈以x的速度往一名5百公尺以外的士兵飛去，那要花多少時間才能殺死那名士兵？」
重審課文 刪除暴力內容
根據納德利，在人權團體的持續奮戰之下，在2006-2007年間，相關部會重審了這些課文，刪除類似暴力內容，也去除一些性別敏感的內容，像是「男孩們正在踢足球，女孩們正在打水、洗碗。」
阿富汗教育部發言人伊曼（Amanullah Eman）表示，現在的年輕人學習的是過去曾列為禁忌的話題，像是忍讓，還有藥物濫用相關的危險和疾病。
在政府所資助的宗教學校中，也教授英語和電腦技巧。伊曼表示，阿富汗全國有2%的兒童上這類學校，當中包括了1萬5千名女孩。
他補充：「過去的宗教課程是以阿拉伯語進行，但是我們現在把所有課本都翻譯成達利語（Dari）和帕須圖語（Pashto）兩種語言。」
過去幾年內，阿富汗私立基礎教育和高等組織的數量也快速增加。
其中最廣為人知的一個組織是卡丹高等教育學院（Kardan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該組織2003年由4名阿富汗人所創辦，法律專家暨該大學顧問薩柏利（Hamid Saboory）表示，「草創初期阿富汗還沒有任何1間私立學校，整個學校就設在一個房間裡。」他表示，該組織是喀布爾大學等傳統機構之外的選擇，提供金融、管理、商業組織等領域的短期課程，現在已成為「阿富汗教育部認可的70所私立學院中」的佼佼者。
然而，在鄉村地區，如果不是一點教育資源都沒有，就是很難分配僅有的一些資源。納德利表示，有些偏遠地區因為缺乏合格職訓教師，必須仰賴電視影帶來上課。
於此同時，在東北省份卡皮薩省（Kapisa）的阿爾畢魯尼（Al-Biruni）大學，有一群就讀法學院的女孩抱怨，學校常停電，宿舍也常常沒有自來水。
已婚者禁止就學 女孩機會遭剝奪
然而，在法學院裡有這麼多女學生，特別是學生有來自西邊偏遠省份法拉省（Farah）和北方省份卓哇濟詹（Jowjzan）等地，當中還有許多是得到父親的祝福許可而來，這是令人振奮的徵兆，表示改變雖然緩慢，但確實正在發生。前「援助阿富汗教育」（Aid Afghanistan for Education，AAE）執行長薩耶達利（Payvand Seyedali）也同意這項觀察，他強調，政府應該修法改變目前禁止已婚者就讀公立學校體制的規定。
「這有嚴重的影響。」她指出。「對那些13、14、15歲就結婚的女孩來說，這必然是強迫她們輟學。」
然而，AAE體系學校特別照顧這個族群，發現許多丈夫、兄弟和父親常常是那些鼓勵女性親戚留在學校，「有時，這甚至是成婚的條件，」薩耶達利表示。
▲在阿富汗海曼德省（Helmand）昆亞克鎮（Kunjak）上課的女童用頭巾遮住自己的臉蛋，圖攝於2011年2月21日。（圖文／路透）
一名不願具名，研究阿富汗教科書中種族偏見的學者提出擔憂，認為阿富汗應該要建立起一個涵蓋各種族的教育體制，畢竟這個國家的3,520萬人口中，有42%為帕須圖（Pashtun）人，27%為塔吉克（Tajik）人，9%為烏茲別克（Uzbek）人，另外9%為哈札拉（Hazara）人。
他發現8年級課本中，只要提到人種、團體或朝代，所指涉的都是帕須圖人；這個模式在其他年級的課本中也重覆出現。
課程中其他不連貫處包括，在國家歷史中出現許多鴻溝。舉例而言，過去40年的阿富汗史在高中社會科學課本中被忽略不提；根據阿富汗政府的說法，之所以這麼做是希望能夠「促進全國和諧」。
當被問到為何有這種做法時，科技教育及職業訓練部副部長阿席夫．南（Mohammad Asif Nang）表示，一提到長達32年戰爭時的往事，所有參與過去的人都會受到影響。
官方：媒體只看風險不看改革
「在共產時代、塔利班時代、聖戰士（Mujahedeen）時代生活過的人至今仍舊健在，他們的子女可能會互相爭鬥。」他表示。副部長強調：「每天，都有5所學校落成。每天，我們都有舉辦給教師的技能進修課程。」
他譴責外界對於阿富汗教育的放大批評，認為外界誇大了其衝擊。他表示，一個正值奠基時期的國家，需要的是更多支持、更多從錯誤中改正的機會、更多改革體制的空間；而負面媒體只會強調其風險，卻不看正面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