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本篇專題共計訪問12名來台交換陸生，以瞭解台灣公民社會對來台陸生的影響，並以青年世代的角度檢視兩岸社會公共參與現況，進而反思當前中國政治制度。
今年4月23日晚間，華光社區居民為捍衛家園，翻越圍籬、衝破封鎖線，爆發警民衝突。首屆中國來台交換生蔡博藝當時在現場聲援，她說：「這種感覺像是中國烏坎事件，居民被迫無家可歸，相當震撼。」
中學時期來台環島，因而愛上台灣的蔡博藝，出生於甘肅，長於浙江，目前就讀淡江大學日文系。爾後，教育部開放第一屆陸生來台，她再次來到台灣。去年甫出版的《我在臺灣，我正青春》正是她在人人網被大量轉貼的台灣所見所聞。
台遊行議題多元 公共參與再思考
士林王家強拆事件、反媒體壟斷、309反核大遊行、華光社區反迫遷、江翠護樹行動、淡海二期反徵收等，細數親身參與的公共議題，短短2年，舉凡環境、人權、性別等，比起大多數來台陸生，蔡博藝多了更多直接公共參與的經驗。
另一名來自中國的交換學生宋夢澤，日前參與316樂生遊行，她說：「一開始是不帶任何感情色彩參加的，但是在過程中卻產生了想要一同保護樂生的想法。」因為課程需求，「樂生」成了她的街頭遊行初體驗。她也驚訝看到許多和樂生無直接相關，卻趕來力挺的台灣人民。
她上前問參加的人，為什麼願意為了和自身無關的事走上街頭？得到的回應是，「這就是一件公民議題」，應該由公民來參與，若今天可以這樣拆他家，改天也可以拆我家。宋孟澤評論：「這就是我們常說的公民意識吧。」蔡博藝則說：「公共參與是住民自決的最好體現。」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每個人都有責任和義務去關心土地上發生的事情。
中國上街遊行 難和平落幕
然而，談起中國的遊行，陸生皆不約而同的提到去年9月反日大遊行，並且對中國的遊行時常造成暴力事件而感到不贊同。宋孟澤指出，部分群眾態度太過激進，也容易遭有心人士利用，導致情況惡化。因此，她即使感受過台灣的遊行活動，回國後也不會上街。
林釗鵬表示，在中國，即使為了看似溫和的環保議題上街，也可能在遊行過程中，宣洩對政府的不滿，最後，演變成衝進警局、掀翻車子等暴力事件。
蔡博藝則直言，中國很難複製台灣街頭遊行模式。比起台灣丟雞蛋，去年9月中國反日遊行，抗議民眾推車砸店、打搶襲人，根本算不上公民社會的展現。
至於走上街頭究竟有沒有效？蔡博藝肯定，「透過不一樣的參與方式來爭取自身權益都算是公共參與」，不管是激進的抗議遊行，或由社會企業由下往上代為發聲，都該有機制讓人民表達意見。另外，她也指出，「台灣缺乏歷史厚度和時代性，短暫的抗議熱潮無法對議題產生長遠影響力，進而影響體制改革。」
政府權力有差 公民意識知多少?
「兩岸在公共參與上，最大的差別就是政府的權力。」來自浙江、現為政大新聞系交換生的雷震宇認為，中國政府凌駕於社會的權力，導致群眾態度消極、無力。他說，明天面對國家機器的人也許就是自己，公民意識就像人民會為了與自身無關的事情，挺身而出。
然而，談到327華光拆遷時，雷震宇卻認為，台灣學生參與方式太過「幼稚」，無法實際解決問題。至於如何才是好的參與形式？他坦言，自己也還沒有最終答案。
關心「他人」公共議題 陸生：沒必要
即使多數陸生都表示，公民意識的實踐是主動關心「他人」事務，而不是「自掃門前雪」，但是，彭小天也直言，如果想為國家好，「自己做好了就行了，真的沒必要去操那麼多的心」。勞汝潔也說，她發言的原則是不公開地評論公共議題。
「許多中國學生對公共事務沒那麼熱心。」來自廈門大學、現就讀政大法律系交換生吳思詩認為，有些議題離學生太遙遠，與切身利益無關，確實不會去思考；同樣就讀法律系的交換生彭小天則表示，公共討論「對於事情的解決沒有太大作用」，學生應該把目標放在「實現自己的夢」。
談及309反核遊行，吳思詩感到「很荒謬，意外地和平、有秩序」，甚至有提供水和毛巾，更有晚間音樂會，簡直像場大型聚會，這種參與程度與組織方式在中國是很難想像的；但同樣到現場「嚐鮮」的彭小天肯定遊行形式之餘，也對行動結果存疑，「你說遊行之後，他就不建核四了嗎？」
相較於台灣對公共參與的認知，陸生更常將公益活動納入討論，吳思詩表示，雖然中國學生不太上街，但會參加非政府組織(NGOs)舉辦的沙龍、宣講會等；她認為，參與服務、公益性的社團，替社會做點事，也是公共參與。
教育作為意識形態養成要件，陸生以此解釋兩岸社會發展的差異。就讀政大新聞系的交換生勞汝潔就覺得，在公共參與方面，台灣學生相對積極；她說，中國的教育讓異議者「有各種擔心，會先自我審查」。因此，她相當鄙視中國的教育方式，「但它還是會在你身上烙下很深的印記」。
人多嘴雜 公共參與應受限？
比較兩岸差異，陸生也對台灣社會提出反思。就讀政大日本研究碩士學位學程的趙燦認為，雖然台灣的公共參與體現了自由、民主，且人民的確有權針對切身利益向政府反映、要求改變，不過「只管自個兒的事就好」。彭小天則舉例說，台灣核四廠爭議多年、備受質疑，「怎麼也建不好」，反觀中國建三峽大壩，「七十萬人，一聲令下、說遷就遷」，社會成本完全不同，他也認為意見分歧未必是好。
質疑台灣藏獨的遊行的正當性，趙燦說，藏人口中的「鎮壓」涉及文化、政治衝突和歷史問題，背後原因複雜，「不是幾個流亡藏人在各地搧火、爭取支持這麼簡單，如果台灣人也跟著搖旗吶喊，相當不明理。」
來台前，趙燦相當認同台灣自由民主的社會，但實際接觸後，反而開始思考「有限自由」的必要。他表示，公共參與本就是民主形式，但政府在這方面還是需要適當引導，許多事件背後都有「深層原因」，不該什麼事都被媒體、群眾煽動。
上街還是上網? 兩岸公共參與大不同
「公共參與難免選邊站，最重要的是事件本身能不能說服我去支持。」蔡博藝認為，在中國，多數人只在網路發表意見，相較之下，台灣議題多具地方色彩、派系分明，需要自行判斷、決定立場，最重要的是可以組織運動、親身站上街頭，引起社會關注。不過，就討論內容來說，勞汝潔覺得，中國社群網站上的意見已經非常多元，算是公共參與的有力管道。
中國上街遊行受限？武漢大學交換生林釗鵬表示，中國政府並非全部加以管制，而是端看「上級政府如何認定」。他舉例，廣東烏坎村的事件一開始上級政府定位為境外勢力的影響，然而經過一段時間，又回歸為內部矛盾，變成村委會與村民間的矛盾，最後，人民罷免村委會事件才落幕。
環境不需要 陸生不上街
林釗鵬表明會透過網路關心公共議題，也願意以協商溝通的方式解決事情，但卻不會走上街頭。「和我的價值觀有關係，我們家是經商的，這種意識型態對我來說不痛不癢。」
宋孟澤在中國的認知是「對於生活很滿足，沒有覺得被剝奪甚麼，所以從未走上街頭。」她消極地說，願意為了周遭生活改變而走上街頭，但是，目前並沒有這種需求，「所處環境不需要，就不會想走上街頭。」
她認為，台灣的遊行是以一種「迎合」的方式進行，但是在中國走上街頭卻常會出現激烈的事件，甚至會有不法份子利用遊行鬧事。對此，雷震宇描述中國的街頭運動，「大部分的時候，本身就很危險」，也不清楚是誰發起的，去的人往往包含許多「盲流」和「很偏激的人」，因此他不傾向參與。
微博發聲 網路喚醒公民社會
談起中國公共參與的途徑，陸生不約而同地說：「網路」。
「網路正影響著新世代的公共參與」蔡博藝認為，中國在社群網站「微博」出現後，變得容易集結大家的力量，公民社會也慢慢覺醒、情況好轉，越來越多人投入公共參與。林釗鵬也說，因為網路相對不好管制，中國普遍靠網路讓公共議題受到關注。
但是，林釗鵬補充，網路參與的缺點在於「很容易造謠」，有心人士會利用網民的情緒來達成自己的私利。「以我自己而言，我在轉發時會核實。」他認為，這種假議題的流通仍然氾濫。
蔡博藝則說，中國公共參與大多在網路發聲，但是，受限於政府體制，多數內容仍被網管監控，像是2009年中國青年王帥在網路發文，披露地方政府違規爭地，兩周後，以「誹謗罪」被跨省追捕、拘留20天，導致日後網友防備心加重且發言較謹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