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台灣公共化協會的成員以及朋友們，在這「新社會」專題版持續發表文章以來，一貫的論述方式、議題，都是典型的公共議題，包括各類社會議題、公共政策的論述討論。換言之，這是一個在公共論壇上討論公共議題的園地。但本文似乎與這專題版的一貫討論公共議題的宗旨不同，亦恐會與有公信力的立報辦報宗旨有所扞格。針對這些顧慮，需要先行釐清兩點。
一、人生基本價值的終極關切
首先，台灣公共化協會是一個倡議、推動社會議題的公益性社會團體，而非任何意義下的宗教團體，我們內部的討論與外部的發言為文，都不會有任何的宗教活動性質（如宗教儀式、傳教等）。因此，在此專題版中的文章論述，雖是針對宗教主題來討論，但卻絕非是倡議某一特定宗教、進行某一特定宗教內部的議題論述（如基督教的聖靈說、佛教的因果論等）。
其次，既然形式上，這兩篇文章並非是宗教性質的論述，那又如何在這公共論壇中討論宗教議題呢？實質上，我們不是仍舊以公共論述之名來行宗教論述之實嗎？
針對這質疑，我們應先嚴格區分宗教與宗教意識（或宗教的問題意識）。所謂宗教意識，最簡樸的定義是：這是對於人世間根本問題之終極關切、對於現實世界之終極價值的探索。這對人世終極問題（如人性善惡、生死、人生終極意義等）的探索，乃是貫穿世界各種宗教的問題意識，而各家門派宗教也各自提供了不同的特定答案與解決進路。而前者就是宗教問題意識，後者就是宗教了。
因此，我們之所以認為有必要討論宗教議題，並非是哪一個特定宗教是我們要倡議的，而是說，在我們的公共生活裡，如果我們還有一點基本的道德敏感性，則對於人世間基本價值的終極關切與迫切探索，對於自己或周遭夥伴們的困頓甚至是荒謬處境的茫然無助，我們都不能不去面對這樣的問題：善惡是如何判斷？我們的生活、行為何以成善？為何要追求善？道德善行有何意義？如果道德善行不必然帶來好的結果，那不僅道德善行難以圓融地自圓其說，而且更深刻反映了人世的現實世界其實荒謬而無意義，若是如此，那我們人生又有何意義？
這些沉重而嚴肅的問題，不僅是道德哲學的問題，更是宗教問題意識下的基本主題。本文以及今後會在本專題版發表有關宗教議題的討論，都會集中在這類宗教問題意識上來論述。一句話，我們的討論與其說是宗教議題，不如更是對人生基本價值的徹底反思與論辯。
二、左翼為何要討論人生基本價值的問題
但在進入對於宗教議題的實質論述前，筆者還須釐清：作為關切社會議題，以批判與改造資本主義體制為實踐總目標的左翼者，有必要這麼大費周章地思考人生基本價值議題？ 更何況，這些大問題是如此的抽象而往往不會有現成的答案，我們為何不集中心力討論現實的事物呢？
其次，這些基本價值的討論又為何會與宗教問題意識扯上關係呢？難道這些人生意義的基本問題不是理性思考的議題？不是道德哲學的議題嗎？為何與宗教有關呢？
對於第一個疑問，筆者的答覆是：抽象與現實絕不會斷然兩分而毫無相干，恰恰相反。我們越是對現實事物深入分析，就會對這現實事物背後的一般原則、本質感到好奇與困惑。更何況，現實永遠是複雜多變的，如果我們對這現實現象沒有更深層的體會與掌握，又怎會不隨波逐流、漫無方向而虛度生命呢？
對於要改造這現實世界的左翼者來說，對現實事物的實踐與了解，當然是當務之急。但在這現實的催逼下，任何一個有基本反思、有基本道德敏感度的左翼者，也必然會對這現實世界的基本價值問題產生更深層的疑惑與不解。這些人生基本價值的問題當然不會有速成答案，它是需要我們以無比的熱情、毅力與困惑去嘗試、去探索、去體會一二，才會有些智慧的歷練呈現。然而， 一旦我們對這些人生價值有了真正的體會與成長，我們對人世間種種的悲歡離合、光明與黑暗、上升與沉淪兩相雜陳的詭異現象等，就會有更深沉與成熟的掌握，更能掌握現實的癥結，也更能以悲憫胸懷來立身處世──而這一切都正是左翼者在現實奮鬥中所亟須的人生智慧。
所以，一個左翼者、一個偉大的左翼公民運動，對於人生基本價值的思索、討論與詰問，都是絕對必要的，即使我們不可能會有完美或人人皆能同意的終極答案。
三、道德理性與宗教問題意識
那麼，為何這類人生意義問題不能在道德哲學中討論，而要牽扯到宗教呢？ 我們如何針對人生基本價值來展開一個具有深刻宗教問題意識的討論呢？在這方面，哲學家康德的晚年著作，《單純理性限度內的宗教》，提供了很好的啟發。
康德對於人類的道德實踐理性有著非常清醒而樂觀的信心，一方面，他認為道德實踐理性是絕對自律的，自我立法來要求我們義不容辭地承擔道德義務；我們之所以行善，絕非是外求於幸福的現實利益，而是因為道德命令我們如此行事。道德之善，就是不顧後果、非功利的來行善。
▲俄羅斯加里寧格勒（Kaliningrad）的康德像，圖攝於2004年7月。康德出生東普魯士首府哥尼斯堡城（Konigsberg），哥尼斯堡城現已改名加里寧格勒，歸俄羅斯管轄。（圖／維基共享資源）
另一方面，康德也了解，這道德本體固然是超越現實利益考量之上，但我們任何的道德行為畢竟是在現實中實踐，則這道德之善在現實中的果效若是毫無意義，甚至反其道而行（如善有惡報），則這本體之善就是與現實徹底決裂、兩分了。更深入的說，如果我們的道德之善無法在這現實經驗中彰顯其意義與價值，這就意味著這現實世界其實是與善惡無關，有沒有善行、有沒有道德根本無所謂（因為善未必有善報或甚至有惡報）！那康德所再三倡議的實踐理性的道德之善，到後來還是無從改變這現實世界的無意義性、荒謬性。
換言之，如果我們肯定人有善惡判斷與實踐的理性能力，也依此而行，那我們如何保證這道德之善行能改變、能作用於這世界上呢？正是在這關鍵上，康德斷然提出：若要至善（即善與幸福合一的德福兩全）成為可能，「我們必須假定一個更高的、道德的、最聖潔的、和全能的存在者，唯有這存在者才能把至善的兩種因素結合起來……因此，道德不可避免地要導致宗教」。
面對道德善行與荒謬現實的二分現象困局，康德提出了宗教必要性的答案，有兩層意義。其一，康德知道我們的道德實踐理性、科學知識理性等都無從保證善行能帶來現實中的良果，所以我們需要宗教來做為這荒謬現實世界的最後依託。因為人類實踐理性本身是無從保證能創造出一個善有善報、善能徹底改造舊世界的道德世界來。
其二，由於這宗教的依託已非是人類實踐理性範疇之內，所以康德指出，我們只能「假設」，而非理性認知，有這至高存在者（即上帝）；而對這宗教所能擔保的德福合一的至善境界，我們也僅能「希望」而已，而非理性認知上的確認。
總結來說，康德這套宗教論述是建立在實踐理性基礎上：一方面，他堅信作為理性個體的我們，能夠也應該聽從實踐理性的要求來踐行道德義務；但另一方面，康德也深知我們實踐理性到最後是無法徹底改造、完成一個道德本體的現實世界，因為，在現實中，道德之善與符合道德之善的幸福結果永遠不會完美的匯合。也正是在這實踐理性的現實盡頭處，康德承認了宗教信仰不可或缺的地位與無可取代的角色。實踐理性的終端就是宗教信仰的開端。
反過來說，也正是有這終極信仰為依託，一個徹底遵循實踐理性者，即使在現實中依然是困頓踉蹌、甚至是以善有惡報的荒謬結局來結束人生之旅，卻再也不會喪志絕望，因為，以康德的話說，我們固然應該絕對聽從理性的命令（否則我們就不是理性之人），但我們卻可毫不在乎這實踐理性是否能在現實中開花結果，因為，有了信仰，我們就可以希望這實踐理性能在超越這現實世界的宗教願景中實現它該有的幸福結局。德福是可以一致的──但僅在宗教信仰的願景裡。
四、工具理性與宗教意識形態
康德對於道德理性與宗教信仰兩者之間關係的論述，對於近代西方社會的價值系統影響是非常深遠的。簡單的說，他的論證提供了近代西方社會政教分離的理據。一方面，在現實社會裡，西方社會所標榜的兩大支柱，科學與民主，無一不是理性的產物；另一方面，康德固然給宗教信仰留下一席之地，但宗教的地位卻是依附於既定的理性實踐之上，即除非我們先充分運用了道德理性之後，才能在未來的結局裡請出宗教信仰來聊以自慰說，我們的理性是有未來宗教世界的幸福保證。
▲天主教徒在紐約的聖派翠克大教堂參加彌撒，圖攝於2013年2月11日。（圖文／路透）
也就是說，在現實世界裡，西方社會幾乎99％的活動都屬於純粹理性的範疇：以科學理性來探索自然界、來發展武器征服世界，以實踐理性來作為一個循規蹈矩的道德公民。只有在我們生命將告結束時、理性失利時或個人極端隱密的空間裡，我們才會以宗教信仰來告白、來祈求神靈。
這種實質以理性的征服、功利計算為本的為自己現實世界裡的指導原則，再配之以宗教信仰來紓解內心空洞或困惑（例如，17世紀之後征服全球的各歐洲帝國掌權者、資本家等，幾乎都是基督教的新、舊教信徒）或合理化自身工具化理性的宰制者角色，就正是當代社會學開山祖師，韋伯，的精闢分析主題。可以說，近代西方社會對全球的殖民化過程往往是一手槍砲、一手聖經的兩手策略來進行的，讓被奴役者以主人的意識形態來自我認同。在這操控下，宗教不過是統治者意識形態、 是為統治者利益而服務的神話故事而已。
五、馬克思的宗教批判
這種以現實功利之工具理性為實質內容，而以宗教信仰為意識形態的兩者主從關係，就正是馬克思所批判的宗教不過是「對現實苦難的抗議，是被壓迫生靈的嘆息，是無情世界的感情，是人民的鴉片」。作為歷史唯物者的馬克思，當然是以針對物質生活的現實批判與抗爭來完成宗教信仰所憧憬的幸福：以馬克思的話來說，「廢除作為人民幻想的幸福的宗教，也就是要求實現人民的現實的幸福」、「彼岸世界的真理消逝後，歷史的任務就是確立此岸世界的真理」。
作為一個左翼者，尤其是服膺其對資本主義之理性批判的筆者來說，馬克思對於宗教的批判，是完全同意的，但這同意是有其特定前提的（一如馬克思的批判也是基於其前提而展開），即宗教已不再是反思人生基本價值的論述，而淪落為惡質統治者的意識形態之統治工具。在這既定的現實統治關係下，宗教已不具有我們所了解的終極價值的關切，而是粉飾無理統治的意識形態而已，這種假宗教當然必須批判與揚棄。
但馬克思宗教批判的另一個前提，即左翼的理性批判與行動（如政治經濟學批判與政治革命）不僅是必要前提也是充分前提來徹底完成現實世界的翻轉，筆者個人是不能同意的。簡單的說，馬克思（以及他那整個世代以及後續好幾個世代的左翼革命者）對於人類理性的能力與地位看得過高了，他認為人類憑藉其理性能力不僅能掌握自然規律、自訂道德法則、社會規範，而且就是自己命運、道德善惡的終極主宰者，以致於幾乎完全漠視了人性與生俱來的軟弱、黑暗面與根深蒂固的自我矛盾性格（以基督教的話來說，「心靈固然願意，但肉體卻軟弱了」）。
理性，當然是人類無以倫比的能力；借助理性批判，人類破除迷信、打倒無可理喻的權威教條，掌握自然規律，訂定道德法則等。但人類理性卻絕非一次到位、無所不能的智慧能力。如果人類是學習的動物，而且是透過錯誤的教訓與經驗反思來進步，那就意味的人類理性終究是時空條件下的產物，有其不可擺脫的局限性，而這侷限猶待我們在歷史長河中來逐步改正。在這意義下，我們必須接受人類理性上的謙卑與不足。理性雖是必要，但絕非萬能，因此我們再激進、再左翼，即使如馬克思者也會犯錯。這是理論理性（即科學知識）上的限制。
但更關鍵的，卻是我們實踐理性（即道德）上的限制。道德善行是需要行為動機與意志力。我們往往有一時之仁，如報名認養孤苦小孩，但若這要排除生活中種種不便與犧牲而持久持行下去，就需要意志力。而我們一般的意志往往是脆弱的。又例如，我們日常所遭逢的各式誘惑、試探都在考驗我們意志力，會做錯事的，往往不是不知是非善惡，而是無法敵擋誘惑。這種幾乎是普世化的人性幽暗面，正是宗教意識所關注之處，如何堅持當初的善念、如何將苦難視之為得之不易的成長、如何將犧牲視之為天上而來的祝福，這一切的一切，都不會在革命左翼論著中找到；而人性黑暗面的情節卻往往在革命左翼運動中如幽靈般的時隱時現。左翼運動當然是以徹底的理性批判起家，但它能依賴這理論與實踐理性而終其事嗎？筆者非常懷疑。
在革命左翼理性侷限之處，豈非正是真正人生價值終極關切的宗教意識起源之地呢？筆者今後將繼續討論這議題。 （台灣公共化協會成員）